动物分类学给予我们族类的名字——晚期智人（home spiens spiens）——表达了如是观点，即我们要与先于我们的那种人科动物相区分，因为我们有着双重的智慧。鉴于我们的所作所为，这相当可疑。另一方面，智人（homo faber）这个名字（与其说是动物学的，不如说是人类学的）不那么意识形态化。它的意思是，我们属于那种制造事物的类人猿。这是个功能性的术语，因为它允许人们引入以下标准：每当我们在某处发现了某个人科动物，在其附近有一块工场，每当证据清晰表明，某个人科动物在「工场」工作过，我们就应称之为「智人」，即一个真正的人。假如有一些类人猿骨骼的遗存足以表明它们采集了附近的石头，且基于工场进行加工，那么，无论有何种动物学上的怀疑，这种类人猿都应被称为「劳动人」（homines fabri），即真正的人。因此，「工场」是人的共同特征，即旧时所谓的人之「尊严」。通过他们的工场，你将认识他们。
这是史前史学家在做的，也是历史学家该做却并未坚持下去的：研究工场，以识别人。为了发现新时期时代的人如何生活、思考、感受、行动并承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详尽研究生产陶器的工场。一切，特别是那一时期社会的科学、政治、艺术和宗教，都可以追溯到工场的组织和陶罐的制造。其他时期亦如是。举个例子，与研究艺术作品或政治、哲学与神学典籍相比，仔细考察十四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个鞋匠作坊，将使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及文艺复兴之根源。因为大部分艺术作品与典籍都是僧侣们创作的，而十四、十五世纪的巨大变革则起源于作坊及其包含的紧张关系中。所以，任何想要了解我们过去的人，都应致力于挖掘工场的的废墟。任何想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人，都应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今日的工场。而任何想要了解我们未来的人，都应提出关于未来工场的问题。
那么，如果把人的历史看作制造业的历史，而其他一切不过是注脚，我们就能大致区分出以下几个时期：手、工具、机器、装置。制造意味着把环境中现有的东西转化（turning）为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某种产物，转化来使用，也转化以利用（account）。这些转化动作最初由手来完成，然后是工具、机器，最后是装置。因为人的手，就像类人猿的手一样，是转化的器官（转化的动作是基因中的遗传信息），那么，工具、机器和装置就可以被看作手的模拟，它们像义肢一样延伸了人的手，从而通过后天的、文化的信息扩大了遗传信息库。相应的，工场是把环境中现有的东西转化为制成品的地方，与此同时，越来越少的遗传信息与越来越多后天习得的信息被引入。在此，由于被转化为其他事物（制成品）的事物之回击，人的自然性逐渐消退，人工性却越来越强。一个鞋匠不仅制造皮鞋，他还将自己变成了鞋匠。换个不大一样的说法，工场是个不断生产新人类的地方：首先是手之人（Handmensch），其次是工具之人（Werkzeugmensch），再次是机器之人（Maschinenmensch），最后则是装置之人（Apparatmensch）。重复一下：这就是人类的故事。
即便有着较好的考古发掘记录，要重建第一次工业革命（即从手到工具的革命）也不大容易。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只要有一种工具（如手斧）被引入，人们就可以谈论一种新的人类存在形式。与使用双手的原始人相比，一个被手斧、箭镞、针、刀等工具——概言之，文化——包围着的人，在环境中不再那么自如：他与环境疏离，他既受文化保护，又被文化禁锢。
第二次工业革命（即从工具到机器的革命）还不到两百年，我们才刚开始了解它。机器是按照科学理论设计并生产的工具，因此也更高效、快速且昂贵。由此，人与工具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人的存在发生了变化。就工具而言，人是常量，工具是变量。鞋匠坐在工坊正中，要是弄断了一根针，就会换上另一根。就机器而言，它是常量，人是变量。机器位居车间正中，要是人老了或是病了，机器的主人就再找一人替代他。表面看来，机器的主人（制造商）是常量，而机器是他的变量。可仔细观之，制造商也是机器或作为整体的厂房的变量。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脱离了文化，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脱离了自然，就此而言，可以将机器工场看作一种疯人院。
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从机器到装置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它仍在进行中，望不到尽头。因此我们要问：未来的工场（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熟悉的工场）将是什么样子？装置一词的实际意涵——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若「科学」主要指物理和化学，机器就是根据科学理论制造的工具，而装置还将发挥神经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与假设之作用。在手与身体之模拟的意义上，工具是经验的，机器是机械的，而装置则是神经生理学和生物学的。问题在于「转化」，将越来越多看似真实的基因信息与遗传信息之模拟，转化为某种事物。到目前为止，装置提供了最高超的方式来转化事物以供使用。可以肯定，未来的工场将比今日的工场适应性更强，它一定会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与工具的关系。我们可以指望它。它或许可以克服人类同自然与文化的疯狂疏离（就像机器革命的鼎盛期那样）。未来的工场将不再是疯人院，而是发挥「工作人」（homo faber）创造性潜能的地方。
这首先是人与工具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是个拓扑学问题，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个建筑学问题。只要制造是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只要「工作人」直接作用于自然，用他的手把事物转化为自身的优势，转化为别的事物——在此期间，人们就不能识别出工场的地点，它没有「拓扑/地方（topos）」。这就是原始人用原始石器制造事物的状态，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在。只要引入了工具，专门的工场区就可以且必须从环境中切割出来。例如从岩石中凿出燧石的地方，或是把燧石转化为其他事物（以供使用并有效利用）的地方。这些工场区是圆的，中间站着人类，一圈圈工具由此向外辐射，人类自己也被包含在外部的自然之圈内。这种工场建筑几乎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随着机器的发明，这种建筑必须以如下方式改变：
由于在制造过程中，机器比人更耐用也更具价值，因此，机器必须位于正中，人类的建筑必须服从于机器的架构。最先是西欧和美国东海岸，随后在所有地方，巨量的机器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集群。网络中的线路暧昧不定，既可以向心，也可以离心。沿着向心线，与自然和人类有关的事物被吸入机器，转化来使用并有效利用。沿着离心线，人和事物被转化成其他东西，从机器中流出。机器在网络中连接起来，形成机器综合体，机器综合体又连接起来，形成工业厂房。在此网络中，人类的定居将一些地方——人类在此被吸入工场，只被定期吸出，随后在此喷涌而出——变成了工场。整个自然都被卷入这种机械吸力的循环中。这就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工场建筑的结构。
装置将根本性地改变这一结构。原因有二：其一，装置更灵巧多用，因此，基本上比机器更小也更便宜；其二，装置与人类的关系并不恒定。越发显著的是，人类和装置的关系是可逆的，他们只能一起运作（funktionieren）：实际上，人类如同装置的函数，同样地，装置如同人类的函数。装置只做人类想要的事，人类也只能想要装置可做的事。一种新的制造——即运作（das Funktionieren）的制造——正在诞生：人类是机器的职员（Funktionär），机器则作为其职能运作。通过成千上万条不可见的线，这种新的人类（职员）与装置相连。无论他在何处，或走或站或躺，他都带着装置（或被装置带着），无论他做了什么或承受了什么，都可以被理解为装置的职能。
乍一看，我们几乎回到了制造的前工具阶段。就像原始人用手直接作用于自然，因而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一样，未来配备了微型甚至隐形装置的职员们也将无时无刻不在从事制造。如此一来， 不仅机器时代的巨型工业综合体会像恐龙一样消亡，最多只在历史博物馆中展出；车间也会变得多余。有了装置，每个人都将通过可逆的线缆，随时随地同其他所有人相连接。通过这些线缆（还有装置），他们将用上一切可被转化为其他事物（从而可被加以利用）的东西。
然而，这种对「工作人」之未来的看法，这种电讯的、后工业的、后历史的看法，存在着一个漏洞。事实上，工具越复杂，功能就越抽象。通过实在的遗传信息，使用双手的原始人可以试着了解，要如何用上可被转化为其优势的事物。为了用上工具，手斧、锅和鞋的制造者必须经验性地获取这些信息。机器不仅呼唤经验信息，还要获取理论信息，这就解释了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小学学习如何使用机器，中学学习如何维护机器，大学学习如何制造新的机器。装置呼唤更抽象的学习过程，也呼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普及的诸学科的发展。通过装置将人类与网络电讯连接，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场的消失（更准确地说：工场的非物质化），两者都假定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种能力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暗示了未来工场的模样：实际上就像是学校。它们必须是个学习的地方，人类可以在此学习装置如何运作，以便这些装置能够减轻人类的任务：变自然为文化。事实上，未来的人类将在未来的工场中，经由装置、伙同装置且从装置那里，学会如何做成此事。因此，我们更应从科学实验室、艺术学院、图书馆与唱片收藏集的角度（而非从今日工场的角度）出发，考量未来的工场。我们理应把未来的装置之人看作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个工匠、工人或工程师。
这就带来了一个概念问题，它形成了如下观察的核心——工场的经典形象与学习恰好相反：「学校」是沉思与休闲（otium，schole）之地，「工场」则是个放弃沉思（negotium, ascholia）的地方；「学校」值得尊敬，「工场」却遭人鄙夷。即便是工业创始人的浪漫主义子女们也认同这种古典看法。今天，柏拉图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已是有目共睹。只要学校和工场事实上分离并相互鄙夷，工业性的混乱便无以改变。然而，当装置开始赶走机器时，人们就会发现，工场不过是一所应用型学校，而学校则不过是一间获取信息的工场。此时，「工作人」一词便出现在了它自己的视野中。
这使人们得以从拓扑学和建筑学的角度提出关于未来工场的问题。工场将不得不成为学习的地方，经由装置，人类将在此学习是何、为何又如何转化事物以供使用。未来的工场建筑师将不得不设计学校。用经典术语说：学院，智慧的殿堂。这些殿堂会是什么模样，是物质意义上的脚踏实地，还是半物质意义上的空中楼阁，抑或是大致处在非物质的状况中，这都不是问题。唯一关键的是，未来的工场必须是智人成为晚期智人的地方，因为他已意识到，制造与学习并无二致，都是获取、生产并传递信息。
这听起来有些乌托邦的意味，至少堪比一个连入网络并用着自动装置的电讯社会。可实际上，这不过是可被观察到的趋势之投射。这种工场—学校和学校—工场正遍及各地。
翻译自 Flusser 的论文集 Shape of Thing。自用，未定稿，或有翻译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