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的装置

关于罪犯生活与罪行的记述、关于罪犯承认罪行及处决的酷刑的细致描述已经时过境迁，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的兴趣已经从展示事实和公开仔悔转移到逐步破案的过程，从处决转移到侦察，从体力较量转移到罪犯与侦察员之间的斗智。——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说实话，华生，你挑选案子的品位还可以，大大弥补了叙述上的严重缺陷。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从写故事的角度看待探案，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科学实践，本来可以当作教科书，甚至成为经典范例，结果都被你毁了。—— 福尔摩斯于《格兰奇庄园案》

在福尔摩斯最初的故事之一的开头，华生医生发现福尔摩斯正沉迷于由医生所描述的「病态（pathological）且致病（morbid）的过程」。这位自称为「侦查科学」的建筑师的人，正在注射他惯用的 7％ 浓度的可卡因溶液（I：89）。他坚持认为这么做是因为他「憎恶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福尔摩斯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图或最复杂的分析，我就能进入自己恰当的氛围……」「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自己的特殊职业，或者说是创造了它，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I：89-90）。在这里，这位伟大的侦探将自己表达为一种自我发明，他的「职业」既逃避现实，也能改变命运。作为对现实和可卡因的替代，侦查这一「具体科学」（exact science）和他在实验室中组装的技术设备，使其能够获得权威来表达那些无法被发现的真相（I：33）。华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在阿富汗担任医疗官员时遭受伤病并刚刚康复。通过撰写这些关于福尔摩斯所选择的职业的故事，华生也摆脱了病态。他们的身体承载着介入自身历史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痕迹，在他们的侦探历险中，他们将这些生理上的痕迹转化为对难以捉摸的真相的追求。

当华生看到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时，这位侦探也在读书。这三种活动——服用药物、成为侦探、阅读书籍——被描述为现实生活的替代品，以及某种无名的紧张情绪的症状。这些手段共同指向了福尔摩斯职业身份的中心，即一个非常真实的「病态且致病的过程」，以及这种十九世纪流行文学形式的核心。在同一场景中，福尔摩斯将斥责华生对早期案件的文学叙述过于浪漫，就像华生曾斥责福尔摩斯吸毒一样。但这两种活动实际上是同一种病态的表现，而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也让我们卷入了这种失败中。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就像任何侦探叙事一样，充当了我们的可卡因，使我们从某些历史现实中转移了注意力。但它们也是我们的工作：通过写作和阅读来改变，改变那些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不经审视的例常，改变有时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的犯罪的渴望。在《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中，我的任务是分析十九世纪美国和英国发明的这种「逃避现实」的文学中复杂的交流过程，并理解一个专门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如何在这种文学中被运用，将令人不安的历史事实转化为一种新的叙述。

几乎每个侦探故事的中心都有一具尸体，文学侦探将目光集中于此，并运用其独特的解释能力。他的目标是解释一个在其他人看来无法解释的事件，不仅仅局限于去辨认死亡受害者或未知嫌疑人的身份，而且也关系到文学侦探形象中所体现的法医设备的能力展示——例如指纹、警犯照片或测谎仪等——所有这些技术能够使侦探们阅读嫌疑人身上的线索，解读内藏谜团的真相。从爱伦·坡开始，查尔斯·狄更斯、威尔基·柯林斯、纳撒尼尔·霍桑、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亚瑟·柯南·道尔、马克·吐温、约瑟夫·康拉德、阿加莎·克里斯蒂、达什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都创造了扮演侦探角色的人物，赋予他们类似于法医设备的技能，使其在犯罪受害者和肇事者身上阅读过去秘密的真相。就如侦探审查案件一样，本书始于侦探对罪犯和受害者身体的解释和鉴定（authentication）策略。我特别关注文学侦探通过其发现真相及界定身份的「设备」所主张的权威，呼吁关注这些技术在十九世纪英美侦探小说流派演变中扮演的决定性时刻，并探讨其如何与更广泛的主体性和文化权威问题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侦探小说的历史与法医技术的历史紧密相连。

我的目的是调查某些法医手段如何使身体在这些叙述中既作为文本又作为政治。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种专注于解决个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学体裁，如何同时谈论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文学侦探仔细观察那具被撕裂的尸体，总能发现只有他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能够读懂的密码。或者，嫌疑人的身体在一些只有侦探才能看到的迹象（signs）中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形式的惯例通常要求侦探解释他似乎是怪怖的（uncanny）第二视觉行为，作为一种技术的简单应用，甚或是一种技术，以应对当前环境中的变量。文学侦探的能力，也就是说，一直被表现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如产生他的文学体裁在十九世纪被视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样。这一时期，犯罪学话语中对犯罪的系统医学化，与文学侦探发展成诊断大师——能够解读个人身体和社会身体中的犯罪病理症状的专家——的过程相吻合。

构成这种新文化的法医技术，无论在科学上如何表现，往往被证明具有政治谱系，成为侦探实践和颁布（promulgates）的分析行为的拐点。或是侦探将嫌疑人与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相匹配，暗示了种族甚至是民族的差异。或是在尸体上发现了一种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只可能来自于异国的殖民地环境。又或是在一个外国人的照片中识别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当前人类学数据中描述的「典型」罪犯的面部特征相一致。这些侦探设备中的每一个——指纹技术、法医特征分析、犯罪摄影——本身都是十九世纪的发明，旨在将身体转换成可供阅读的文本。每一个都是对使用它的文学侦探的有力比喻。通过这些侦探和他们的设备，个人解剖学和个人身份的奥秘代表了政治体本身的一般状况。

这本书并不提供侦探小说类型或法医科学的全面历史。相反，它提供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法医科学领域的技术发展如何引导人们对该类型中人物历史的关注。事实上，大多数侦探故事的目的就是控制历史记录：侦探的目标是通过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和填补破碎故事的空白来讲述一个过去的事件，否则这个过去的事件既不为人知，也无法解释。尽管侦探叙事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特定的文本中可能并不明显，但它们对于理解作品的吸引力和有效性非常重要。作为一种形式，侦探小说被普遍认为是十九世纪的发明，与现代警察部队的发展和现代官僚国家的建立相吻合。这种背景对塑造侦探小说的发展方式和决定它为社会所做的文化工作至关重要，这些社会越来越专注于系统地控制民主改革、城市发展、国家扩张和帝国参与所释放的潜在无政府力量。本书将这些条件重新解读到侦探故事中，在犯罪身体（criminal body）和法医技术的关联历史中对其进行追踪。

虽然像坡、狄更斯和柯南道尔这样的作家的叙述经常反映和普及当代的科学执法理论，但在能实现社会控制和知识的实际技术出现之前，通过提供对两者的幻想，他们写的侦探故事有时也是科学警察实践中实际程序的先驱。有时，这些文本似乎在召唤这些技术的出现。早期的犯罪学家常常将其理论的灵感归功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奥古斯特·杜宾的方法，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法国法医学先驱埃德蒙·洛卡（Edmond Locard），在开发其所谓的「新警察科学」时，将焦点放在犯罪身体的微观粒子上。他甚至指示同事和学生「阅读《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等故事」，以了解他所推荐的原则的基础。某些旨在介绍有关罪犯类型的遗传学理论或新型医学发明的文章（可以用于诊断罪犯的病理），或许会出现在流行杂志上，夹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关于印度土著野蛮罪犯的悬疑故事和关于「帝国新闻」的定期专题之间。这些「帝国新闻」最令人兴奋的报告关乎英国在殖民地所展示军事英雄主义。通过医疗技术的新发展，关于种族类型的「科学」变得清晰易辨，犯罪身体的构建可以方便地确认和证明政治解释下的残酷帝国政策合法性。这两个元素可以在侦探故事的新文学形式中找到各自文化的适当幻想。

《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研究了文学、法律、科学和政治等知识体系在两个国家关键时刻的交叉点。我专注于特定的叙事生产和传播，这些叙事建立了一类专家的权威，他们可以像机器一样精确地读懂某人的身体。菲利普·费舍尔认为，流行文化形式往往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很快就会在其文明的感知框架中定型，因此在回顾时显得相当明显甚至不可见。[^4]但事实上，这些形式可能需要比「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更强烈的批判性分析，因为它们已经如此巧妙地侵入并整理了来自它们出现的历史时刻的、大量未分类的心理和文化材料。

侦探小说对犯罪调查的科学方面的强调最有效地说明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变迁。本书的每一部分都集中阐述了文学侦探史上的三个关键点：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爱伦·坡、狄更斯和柯林斯等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创造；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阿瑟·柯南·道尔将这种文学提炼成一种流派，同时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人对其进行了模仿；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建立并随后拒绝了英国文学侦探的「黄金时代」。虽然本书的重点始终是发明这种文学的十九世纪文化，但每个主要部分都以对二十世纪世纪早期对其前辈和他们所采用的侦探手段的反思的解读来收束。正如我将要说明的那样，文学史上的这些发展与强烈地将人类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科学理论化的时期相对应，而这些理论化时期往往由特定的政治焦虑所塑造。与此同时，在开发实用的法医设备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这些设备扩展了人类感官的力量，使以前无法检测到的东西变得可见且可测量。

我的兴趣集中于侦探故事如何在这些关键时刻提供保证，不断重新发明虚构的国族身份与个人身份以应对特定的历史焦虑，科学权威则经常被调用以达成目的。但我们要追问的叙事并非简单如一的安慰剂，它们也揭开了遮蔽，时而挑战正在兴起的监控文化和它所宣扬的个体和集体身份的解释。在这方面，侦探故事可能更像是对这种权威的抵抗力量，而非合法的文化权威执行者。因此，本书的三个主要部分并非在流派演变中追踪单一的主线，而是在跨越现代侦探故事发展前一百年的文本中，探索对建立犯罪身份的不同技术的复杂且有时相互矛盾的反应。每个部分都从一个新的不同角度返回相同的历史时刻，每部分都专注于不同调查、识别和解释犯罪身体的技术的发明。统合这些调查的主要观点是，在福柯所称的「全景敞视监狱」后边沁世界中，个人并未被社会秩序压制下去，而是被社会秩序所制造。文学中的私家侦探既提供了关于真相制造技术的有力证明，也是对此流行文学形式中所体现的真相制造技术的批判性调查，这有助于用「调查」取代对罪犯的「处决」。

关键问题不在于侦探小说如何使用这些设备（虽然有时确实如此），而是侦探小说在生产真相和重新解释过去的黑暗行为的方式上，既与之同流，又带着抵触。侦探小说经常扮演测谎仪的角色，为其文化重新定义真相，或作为罪犯的画廊，勾勒出典型罪犯的肖像；或作为指纹手册，从个人身体痕迹中区分出独特的身份。我的研究集中于十九世纪两个国家的传统如何发展和利用这些技术，然后在二十世纪世纪重新评估它们的有用性。我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形式发展之间建立明确的共同点或差异点，而是要证明特定的文化条件如何要求并产生了私家侦探不同的化身，为这个人物配备了各种技术，以侦测和显现威胁我们所有人的公敌。

侦探小说最初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爱伦·坡和英国的狄更斯，然而评论家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安东尼·特洛普指责它过分强调复杂的情节和简单的人物形象。奥利芬特夫人警告说，它隐含着对犯罪和叛逆的赞美，因此颇为危险。亨利·詹姆斯认为，侦探小说和其孪生兄弟——感觉小说，「不是艺术作品，而是科学作品」。实际上，对十九世纪侦探小说和感觉小说的廉价效果和大众潮流的谴责，引发了对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现实主义美学和道德属性的最热烈的表述。不同的现代辩护者，如 T·S·艾略特、雷蒙德·钱德勒和埃德蒙·威尔逊，用他们各自鲜明的赞美来反驳这些怀疑。最近的评论家继续就侦探小说的道德和文学价值、它作为文学体裁的地位，它的意识形态关联以及其作为流行文化形式的演变展开辩论。

当代文学学者也一再重返侦探文学，以阐明新一波的批评方法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时尚。近几十年来，侦探小说为叙事理论、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批评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示范作品。如果说彼得 · 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看到了情节的寓言，揭示了推动所有叙事的死亡和欲望的双重逻辑；雅克 · 拉康在「失窃的信」中发现了能指的寓言，揭示了潜意识文本的矛盾逻辑；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则认为侦探小说是个人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文化伦理已被从大众意识中抹去；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卓越文学模式，揭示了秩序潜藏的阴谋和混乱的基本真相。

这样广泛的批判性关注使得我们所说的「侦探小说」的含义变得复杂，并挑战了将其传统地归为一个特定的类型化类别的做法。像约翰·G·卡韦尔蒂（John G. Cawelti）这样的评论家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他从流行文化和公式文学（formula literature）的角度出发，将侦探小说确立为一种有声望的类型，并保持了认真对待其优点的传统。例如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的《犯罪的追求》(The Pursuit of Crime，1981) 和斯蒂芬·奈特（Stephen Knight）的《犯罪小说的形式与意识形态》(Form and Ideology in Crime Fiction，1980) 使得研究侦探小说的广泛意识形态含义和其作品的形式属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学者们从理论角度更加精确和具体地关注侦探小说这一类型的研究，最好的代表是格伦·W·莫斯特（Glenn W. Most）和威廉·W·斯托（William W. Stowe）编辑的散文集《谋杀的诗学》(The Poetics of Murder，1983)，以及翁贝托·艾柯和托马斯·塞贝克（Thomas Sebeok）收集的关于侦探小说符号学的论文集《三签名：杜宾、福尔摩斯、皮尔斯》(The Sign of Three: Dupin, Holmes, Peirce，1983)。

随着文化研究、批判性法律研究以及经典批评的兴起，现代批评开始将侦探小说视为「合法」文学殿堂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一些有价值的贡献于研究（特别是）十九世纪侦探小说的作品也出现在并非专门将其视为一个特殊文学范畴的批评中。这个主题中最有用的新研究正基于传统上备受尊重的文学和文化材料来阅读侦探文本，并将它们视为该时期出现的知识和权力文化的平等参与者。《侦探小说与文学》(Detective Fiction and Literature，1991) 是这种批判性重组的一个例子，马丁·普里斯特曼（Martin Priestman）在该书中不仅考察了爱伦·坡、柯林斯、柯南·道尔和钱德勒的经典侦探文本，也包含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我的研究方法与这些目标相符。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展示，像侦探小说这样的流行形式的分类和边缘化，可以被视为产生它们的知识和权力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小说中，对作为阐释和执行的场所的犯罪身体（criminal body）的调查表明，在当时，侦探叙事在小说对自我的塑造中绝非次要，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项目。

19 世纪侦探叙事的核心地位，基于其在创造和监督现代主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小说理论家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到伊恩·瓦特（Ian Watt）再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都把小说定义为本质上的传记形式，它在 18 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崭露头角，主要是为了应对广泛的文化权威机构的崩溃。例如，卢卡奇认为，小说「通过赋予形式，试图在其主人公的内部化生活故事中揭示和构建被掩盖的全部生活」。小说的情节是主人公在外部无法发现权威的情况下，对内部权威的追求。按照这个说法，小说中没有客观目标，只有主观目标，即寻求必然由自我创造的法律。因此，小说中犯罪与英雄主义之间的区别，或疯狂与智慧之间的区别，成为纯粹的主观区别。卢卡奇认为，这种情况包括小说的「给定性」（givenness），在这种情况下，讲述对形式的追求就是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个人主体是浪漫的罪犯，他或她构建了自己的权威，正如我们在十九世纪伟大的自传体小说《简爱》、《大卫·科波菲尔》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看到的那样。

而后在这个世纪，另一种传记形式——「侦探故事」的发明，映射出了传记小说主观权威的局限，或用萨义德的说法，强加了对其「权威」的「骚扰」。虽然侦探小说经常被视为吸引读者推理能力的脑力劳动形式，但其根本关注的是物证和调查嫌疑人的身体，而不是探索心灵的复杂性。因此，侦探小说被认为「通常关注人物发展不足」。此外，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传记小说同时发展的矫正性反类型。通过重新强调对个人自由的客观社会权威（即使非官方的）的限制，侦探小说将个人的声音视为犯罪，并对其自主性施加限制。在侦探小说中，一个指定的文化权威——文学侦探——崛起，与现代犯罪学科学的发明相对应。他准确划分英雄主义结束和犯罪开始的位置，而这正是卢卡奇所定义的传记小说主观焦点所掩盖的边界。侦探英雄的功能是识别那个有争议的叙事空间，并用他说真话的声音，以他的「解决方案」占据它。侦探所确认的犯罪人物所讲述的任何故事版本都会转化为犯罪行为本身。侦探配备设备，从而将犯罪传记的浪漫传统转化为证据、不在场证明、证言、忏悔或其他故事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受制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社会权威。正如这些文学侦探所证明的，这种叙事转换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为了捍卫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采取，以挑战个人自我的权威，并确保整个文化中濒危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