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罪犯生活与罪行的记述、关于罪犯承认罪行及处决的酷刑的细致描述已经时过境迁,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的兴趣已经从展示事实和公开仔悔转移到逐步破案的过程,从处决转移到侦察,从体力较量转移到罪犯与侦察员之间的斗智。——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说实话,华生,你挑选案子的品位还可以,大大弥补了叙述上的严重缺陷。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从写故事的角度看待探案,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科学实践,本来可以当作教科书,甚至成为经典范例,结果都被你毁了。—— 福尔摩斯于《格兰奇庄园案》

在福尔摩斯最初的故事之一的开头,华生医生发现福尔摩斯正沉迷于由医生所描述的「病态(pathological)且致病(morbid)的过程」。这位自称为「侦查科学」的建筑师的人,正在注射他惯用的 7% 浓度的可卡因溶液(I:89)。他坚持认为这么做是因为他「憎恶枯燥无味的例行公事」。福尔摩斯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图或最复杂的分析,我就能进入自己恰当的氛围……」「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自己的特殊职业,或者说是创造了它,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I:89-90)。在这里,这位伟大的侦探将自己表达为一种自我发明,他的「职业」既逃避现实,也能改变命运。作为对现实和可卡因的替代,侦查这一「具体科学」(exact science)和他在实验室中组装的技术设备,使其能够获得权威来表达那些无法被发现的真相(I:33)。华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在阿富汗担任医疗官员时遭受伤病并刚刚康复。通过撰写这些关于福尔摩斯所选择的职业的故事,华生也摆脱了病态。他们的身体承载着介入自身历史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痕迹,在他们的侦探历险中,他们将这些生理上的痕迹转化为对难以捉摸的真相的追求。

当华生看到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时,这位侦探也在读书。这三种活动——服用药物、成为侦探、阅读书籍——被描述为现实生活的替代品,以及某种无名的紧张情绪的症状。这些手段共同指向了福尔摩斯职业身份的中心,即一个非常真实的「病态且致病的过程」,以及这种十九世纪流行文学形式的核心。在同一场景中,福尔摩斯将斥责华生对早期案件的文学叙述过于浪漫,就像华生曾斥责福尔摩斯吸毒一样。但这两种活动实际上是同一种病态的表现,而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也让我们卷入了这种失败中。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就像任何侦探叙事一样,充当了我们的可卡因,使我们从某些历史现实中转移了注意力。但它们也是我们的工作:通过写作和阅读来改变,改变那些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不经审视的例常,改变有时在身体上留下痕迹的犯罪的渴望。在《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中,我的任务是分析十九世纪美国和英国发明的这种「逃避现实」的文学中复杂的交流过程,并理解一个专门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如何在这种文学中被运用,将令人不安的历史事实转化为一种新的叙述。

几乎每个侦探故事的中心都有一具尸体,文学侦探将目光集中于此,并运用其独特的解释能力。他的目标是解释一个在其他人看来无法解释的事件,不仅仅局限于去辨认死亡受害者或未知嫌疑人的身份,而且也关系到文学侦探形象中所体现的法医设备的能力展示——例如指纹、警犯照片或测谎仪等——所有这些技术能够使侦探们阅读嫌疑人身上的线索,解读内藏谜团的真相。从爱伦·坡开始,查尔斯·狄更斯、威尔基·柯林斯、纳撒尼尔·霍桑、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亚瑟·柯南·道尔、马克·吐温、约瑟夫·康拉德、阿加莎·克里斯蒂、达什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都创造了扮演侦探角色的人物,赋予他们类似于法医设备的技能,使其在犯罪受害者和肇事者身上阅读过去秘密的真相。就如侦探审查案件一样,本书始于侦探对罪犯和受害者身体的解释和鉴定(authentication)策略。我特别关注文学侦探通过其发现真相及界定身份的「设备」所主张的权威,呼吁关注这些技术在十九世纪英美侦探小说流派演变中扮演的决定性时刻,并探讨其如何与更广泛的主体性和文化权威问题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侦探小说的历史与法医技术的历史紧密相连。

我的目的是调查某些法医手段如何使身体在这些叙述中既作为文本又作为政治。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一种专注于解决个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学体裁,如何同时谈论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文学侦探仔细观察那具被撕裂的尸体,总能发现只有他训练有素的眼睛才能能够读懂的密码。或者,嫌疑人的身体在一些只有侦探才能看到的迹象(signs)中暴露了自己的罪行。形式的惯例通常要求侦探解释他似乎是怪怖的(uncanny)第二视觉行为,作为一种技术的简单应用,甚或是一种技术,以应对当前环境中的变量。文学侦探的能力,也就是说,一直被表现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如产生他的文学体裁在十九世纪被视为一种新的写作方式一样。这一时期,犯罪学话语中对犯罪的系统医学化,与文学侦探发展成诊断大师——能够解读个人身体和社会身体中的犯罪病理症状的专家——的过程相吻合。

构成这种新文化的法医技术,无论在科学上如何表现,往往被证明具有政治谱系,成为侦探实践和颁布(promulgates)的分析行为的拐点。或是侦探将嫌疑人与犯罪现场留下的指纹相匹配,暗示了种族甚至是民族的差异。或是在尸体上发现了一种化学物质,而这种物质只可能来自于异国的殖民地环境。又或是在一个外国人的照片中识别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当前人类学数据中描述的「典型」罪犯的面部特征相一致。这些侦探设备中的每一个——指纹技术、法医特征分析、犯罪摄影——本身都是十九世纪的发明,旨在将身体转换成可供阅读的文本。每一个都是对使用它的文学侦探的有力比喻。通过这些侦探和他们的设备,个人解剖学和个人身份的奥秘代表了政治体本身的一般状况。

这本书并不提供侦探小说类型或法医科学的全面历史。相反,它提供了一系列调查,探究法医科学领域的技术发展如何引导人们对该类型中人物历史的关注。事实上,大多数侦探故事的目的就是控制历史记录:侦探的目标是通过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和填补破碎故事的空白来讲述一个过去的事件,否则这个过去的事件既不为人知,也无法解释。尽管侦探叙事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特定的文本中可能并不明显,但它们对于理解作品的吸引力和有效性非常重要。作为一种形式,侦探小说被普遍认为是十九世纪的发明,与现代警察部队的发展和现代官僚国家的建立相吻合。这种背景对塑造侦探小说的发展方式和决定它为社会所做的文化工作至关重要,这些社会越来越专注于系统地控制民主改革、城市发展、国家扩张和帝国参与所释放的潜在无政府力量。本书将这些条件重新解读到侦探故事中,在犯罪身体(criminal body)和法医技术的关联历史中对其进行追踪。

虽然像坡、狄更斯和柯南道尔这样的作家的叙述经常反映和普及当代的科学执法理论,但在能实现社会控制和知识的实际技术出现之前,通过提供对两者的幻想,他们写的侦探故事有时也是科学警察实践中实际程序的先驱。有时,这些文本似乎在召唤这些技术的出现。早期的犯罪学家常常将其理论的灵感归功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奥古斯特·杜宾的方法,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法国法医学先驱埃德蒙·洛卡(Edmond Locard),在开发其所谓的「新警察科学」时,将焦点放在犯罪身体的微观粒子上。他甚至指示同事和学生「阅读《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等故事」,以了解他所推荐的原则的基础。某些旨在介绍有关罪犯类型的遗传学理论或新型医学发明的文章(可以用于诊断罪犯的病理),或许会出现在流行杂志上,夹在夏洛克·福尔摩斯关于印度土著野蛮罪犯的悬疑故事和关于「帝国新闻」的定期专题之间。这些「帝国新闻」最令人兴奋的报告关乎英国在殖民地所展示军事英雄主义。通过医疗技术的新发展,关于种族类型的「科学」变得清晰易辨,犯罪身体的构建可以方便地确认和证明政治解释下的残酷帝国政策合法性。这两个元素可以在侦探故事的新文学形式中找到各自文化的适当幻想。

《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研究了文学、法律、科学和政治等知识体系在两个国家关键时刻的交叉点。我专注于特定的叙事生产和传播,这些叙事建立了一类专家的权威,他们可以像机器一样精确地读懂某人的身体。菲利普·费舍尔认为,流行文化形式往往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很快就会在其文明的感知框架中定型,因此在回顾时显得相当明显甚至不可见。[^4]但事实上,这些形式可能需要比「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更强烈的批判性分析,因为它们已经如此巧妙地侵入并整理了来自它们出现的历史时刻的、大量未分类的心理和文化材料。

侦探小说对犯罪调查的科学方面的强调最有效地说明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变迁。本书的每一部分都集中阐述了文学侦探史上的三个关键点: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爱伦·坡、狄更斯和柯林斯等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创造;19 世纪 90 年代英国阿瑟·柯南·道尔将这种文学提炼成一种流派,同时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人对其进行了模仿;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等作家建立并随后拒绝了英国文学侦探的「黄金时代」。虽然本书的重点始终是发明这种文学的十九世纪文化,但每个主要部分都以对二十世纪世纪早期对其前辈和他们所采用的侦探手段的反思的解读来收束。正如我将要说明的那样,文学史上的这些发展与强烈地将人类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科学理论化的时期相对应,而这些理论化时期往往由特定的政治焦虑所塑造。与此同时,在开发实用的法医设备方面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这些设备扩展了人类感官的力量,使以前无法检测到的东西变得可见且可测量。

我的兴趣集中于侦探故事如何在这些关键时刻提供保证,不断重新发明虚构的国族身份与个人身份以应对特定的历史焦虑,科学权威则经常被调用以达成目的。但我们要追问的叙事并非简单如一的安慰剂,它们也揭开了遮蔽,时而挑战正在兴起的监控文化和它所宣扬的个体和集体身份的解释。在这方面,侦探故事可能更像是对这种权威的抵抗力量,而非合法的文化权威执行者。因此,本书的三个主要部分并非在流派演变中追踪单一的主线,而是在跨越现代侦探故事发展前一百年的文本中,探索对建立犯罪身份的不同技术的复杂且有时相互矛盾的反应。每个部分都从一个新的不同角度返回相同的历史时刻,每部分都专注于不同调查、识别和解释犯罪身体的技术的发明。统合这些调查的主要观点是,在福柯所称的「全景敞视监狱」后边沁世界中,个人并未被社会秩序压制下去,而是被社会秩序所制造。文学中的私家侦探既提供了关于真相制造技术的有力证明,也是对此流行文学形式中所体现的真相制造技术的批判性调查,这有助于用「调查」取代对罪犯的「处决」。

关键问题不在于侦探小说如何使用这些设备(虽然有时确实如此),而是侦探小说在生产真相和重新解释过去的黑暗行为的方式上,既与之同流,又带着抵触。侦探小说经常扮演测谎仪的角色,为其文化重新定义真相,或作为罪犯的画廊,勾勒出典型罪犯的肖像;或作为指纹手册,从个人身体痕迹中区分出独特的身份。我的研究集中于十九世纪两个国家的传统如何发展和利用这些技术,然后在二十世纪世纪重新评估它们的有用性。我不寻求在美国和英国形式发展之间建立明确的共同点或差异点,而是要证明特定的文化条件如何要求并产生了私家侦探不同的化身,为这个人物配备了各种技术,以侦测和显现威胁我们所有人的公敌。

侦探小说最初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爱伦·坡和英国的狄更斯,然而评论家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安东尼·特洛普指责它过分强调复杂的情节和简单的人物形象。奥利芬特夫人警告说,它隐含着对犯罪和叛逆的赞美,因此颇为危险。亨利·詹姆斯认为,侦探小说和其孪生兄弟——感觉小说,「不是艺术作品,而是科学作品」。实际上,对十九世纪侦探小说和感觉小说的廉价效果和大众潮流的谴责,引发了对维多利亚全盛期的现实主义美学和道德属性的最热烈的表述。不同的现代辩护者,如 T·S·艾略特、雷蒙德·钱德勒和埃德蒙·威尔逊,用他们各自鲜明的赞美来反驳这些怀疑。最近的评论家继续就侦探小说的道德和文学价值、它作为文学体裁的地位,它的意识形态关联以及其作为流行文化形式的演变展开辩论。

当代文学学者也一再重返侦探文学,以阐明新一波的批评方法论,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时尚。近几十年来,侦探小说为叙事理论、性别研究、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批评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示范作品。如果说彼得 · 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看到了情节的寓言,揭示了推动所有叙事的死亡和欲望的双重逻辑;雅克 · 拉康在「失窃的信」中发现了能指的寓言,揭示了潜意识文本的矛盾逻辑;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则认为侦探小说是个人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文化伦理已被从大众意识中抹去;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卓越文学模式,揭示了秩序潜藏的阴谋和混乱的基本真相。

这样广泛的批判性关注使得我们所说的「侦探小说」的含义变得复杂,并挑战了将其传统地归为一个特定的类型化类别的做法。像约翰·G·卡韦尔蒂(John G. Cawelti)这样的评论家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他从流行文化和公式文学(formula literature)的角度出发,将侦探小说确立为一种有声望的类型,并保持了认真对待其优点的传统。例如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的《犯罪的追求》(The Pursuit of Crime,1981) 和斯蒂芬·奈特(Stephen Knight)的《犯罪小说的形式与意识形态》(Form and Ideology in Crime Fiction,1980) 使得研究侦探小说的广泛意识形态含义和其作品的形式属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学者们从理论角度更加精确和具体地关注侦探小说这一类型的研究,最好的代表是格伦·W·莫斯特(Glenn W. Most)和威廉·W·斯托(William W. Stowe)编辑的散文集《谋杀的诗学》(The Poetics of Murder,1983),以及翁贝托·艾柯和托马斯·塞贝克(Thomas Sebeok)收集的关于侦探小说符号学的论文集《三签名:杜宾、福尔摩斯、皮尔斯》(The Sign of Three: Dupin, Holmes, Peirce,1983)。

随着文化研究、批判性法律研究以及经典批评的兴起,现代批评开始将侦探小说视为「合法」文学殿堂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一些有价值的贡献于研究(特别是)十九世纪侦探小说的作品也出现在并非专门将其视为一个特殊文学范畴的批评中。这个主题中最有用的新研究正基于传统上备受尊重的文学和文化材料来阅读侦探文本,并将它们视为该时期出现的知识和权力文化的平等参与者。《侦探小说与文学》(Detective Fiction and Literature,1991) 是这种批判性重组的一个例子,马丁·普里斯特曼(Martin Priestman)在该书中不仅考察了爱伦·坡、柯林斯、柯南·道尔和钱德勒的经典侦探文本,也包含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我的研究方法与这些目标相符。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展示,像侦探小说这样的流行形式的分类和边缘化,可以被视为产生它们的知识和权力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英国和美国小说中,对作为阐释和执行的场所的犯罪身体(criminal body)的调查表明,在当时,侦探叙事在小说对自我的塑造中绝非次要,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项目。

19 世纪侦探叙事的核心地位,基于其在创造和监督现代主体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小说理论家从格奥尔格·卢卡奇到伊恩·瓦特(Ian Watt)再到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都把小说定义为本质上的传记形式,它在 18 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崭露头角,主要是为了应对广泛的文化权威机构的崩溃。例如,卢卡奇认为,小说「通过赋予形式,试图在其主人公的内部化生活故事中揭示和构建被掩盖的全部生活」。小说的情节是主人公在外部无法发现权威的情况下,对内部权威的追求。按照这个说法,小说中没有客观目标,只有主观目标,即寻求必然由自我创造的法律。因此,小说中犯罪与英雄主义之间的区别,或疯狂与智慧之间的区别,成为纯粹的主观区别。卢卡奇认为,这种情况包括小说的「给定性」(givenness),在这种情况下,讲述对形式的追求就是故事本身。在这个故事中,个人主体是浪漫的罪犯,他或她构建了自己的权威,正如我们在十九世纪伟大的自传体小说《简爱》、《大卫·科波菲尔》或《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看到的那样。

而后在这个世纪,另一种传记形式——「侦探故事」的发明,映射出了传记小说主观权威的局限,或用萨义德的说法,强加了对其「权威」的「骚扰」。虽然侦探小说经常被视为吸引读者推理能力的脑力劳动形式,但其根本关注的是物证和调查嫌疑人的身体,而不是探索心灵的复杂性。因此,侦探小说被认为「通常关注人物发展不足」。此外,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与传记小说同时发展的矫正性反类型。通过重新强调对个人自由的客观社会权威(即使非官方的)的限制,侦探小说将个人的声音视为犯罪,并对其自主性施加限制。在侦探小说中,一个指定的文化权威——文学侦探——崛起,与现代犯罪学科学的发明相对应。他准确划分英雄主义结束和犯罪开始的位置,而这正是卢卡奇所定义的传记小说主观焦点所掩盖的边界。侦探英雄的功能是识别那个有争议的叙事空间,并用他说真话的声音,以他的「解决方案」占据它。侦探所确认的犯罪人物所讲述的任何故事版本都会转化为犯罪行为本身。侦探配备设备,从而将犯罪传记的浪漫传统转化为证据、不在场证明、证言、忏悔或其他故事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受制于个人之外的客观社会权威。正如这些文学侦探所证明的,这种叙事转换行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行为,为了捍卫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而采取,以挑战个人自我的权威,并确保整个文化中濒危的权威。

文学侦探在文化舞台上扮演表演者。然后,他所言说的并非自身,而是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指定了社会的罪犯和受害者,社会则通过这些沉默人物发声。侦探言说社会需要我所谓「真相的装置」(devices of truth)的法医技术的帮助和认可。弗朗科·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将侦探小说描述为「彻底的反小说主义」,指出其目的「不再是人物的自主发展,而是人物的压抑和控制」。我将指出,侦探小说并不是「彻底的反小说主义」,而是与十九世纪传记小说合作,又对其进行批判,为十九世纪主体性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话语。因为确定并执行了在传记小说中发展起来的个人自主性的限制,所以或可将侦探小说更准确地描述为「小说式的反激进主义」(novelistically anti-radical),即使它是激进条件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侦探小说必须被视为这一时期与传记小说同等重要的共谋者,共同完成了重要的文化工作。

重要的是,英美侦探小说出现在后革命环境中,此时叛乱者或罪犯的英雄地位被转移给了侦探和警察。由于这些叙述通常包括对某些被挑选的罪犯的辨认,这些罪犯被认为是威胁新社会秩序感的独特「他者」,因此也必须视为十九世纪关键时期民族主义话语历史的一部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对《想象的共同体》中对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分析中说:「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国家也在面临」(As with modern persons, so it is with nations)。安德森解释说,19 世纪对「嵌入于世俗的序列时间中,具有所有连续性的含义,但又『遗忘』这种连续性的经验」的新认识,「产生了『身份』叙事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英国对「国家」(state)的想象不同,因此对国家的威胁也基于环境而有差别,每个国家所产生的「身份叙事」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叙事中也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除了对熟悉和陌生事物进行更广泛的区分之外,另一过程涉及到两个传统中的文本对主体性的质疑。这个问题源于任何现代民主制度内的冲突,当对国家的理解从「人民」(作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公民的集合)让位于对它作为「国家」(管理国家内个人冲动的秩序和执行的官僚系统)的概念时。在十九世纪,这种发展涉及到个体公民基本现实概念的系统性转变,从我们称之为「特质」(character)的东西转变为我们称之为「身份」(identity)的东西。我们可以认为这两类人分别代表了革命时期浪漫自主的个人(产生和表达民族浪漫精神的「特质」)和资本的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国家的异化资产阶级代理人(其「身份」由新建立的国家的力量来界定和监管)。这种人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我们对现代人的理解的关键转变,也是我在这里论证的核心。虚构侦探是最明确地参与协商这种过程和监督这种转变的流行文化人物。文学侦探——「私家侦探」——通常在法律范围内运作,但独立于法定的官方治安机构,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

通常人们认为「身份叙事」在第一部现代侦探小说中就已出现。在欧洲革命年代的最后十年,这部小说出现在美国,背景则是巴黎的街道。这个城市通常关联着革命精神的成果和革命精神的过度。正好,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1841 年)应该是一个基于区分嫌疑人民族身份问题的谜团,而且谜团应该通过侦探将嫌疑人识别为没有任何民族归属、因此没有人类主体性的存在而得到解决。正如下一章中将更全面地探讨的那样,杜宾理论上认为该案件中罪犯是外国人,不仅因为其来自另一个国家,而且因为其代表外国性(foreingnness)本身。杜宾认定,罪犯不应被视为「特质」(character),而是完全由其生理学痕迹定义的「身份」(identity)——一个手印、一束头发、非凡的力量等等。只有当侦探将这些特征与他在科学文献中读到的某种几乎是人类的野兽的描述相匹配时,他才会赋予这些特征(characteristics)一个身份。有了这种描述和犯罪现场的物证,侦探有效地发明了罪犯的身份,并将他定义为外国人

如果爱伦·坡被公认为美国侦探小说的发端,那么他的英国同行狄更斯则被认为是英国侦探小说的鼻祖。狄更斯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中角色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法国工人阶级妇女」,她明确地被比作法国大革命后的恐怖统治。在《莫格街谋杀案》中,受害者是法国工人阶级妇女,「法国革命最有力的民众象征」,而在《荒凉山庄》(1852-1853)中则是一名必须由伦敦警察逮捕和遏制的外国女性犯罪势力。在爱伦·坡的作品中官方警察无法确定罪犯身份,而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却非常有效。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侦探来自腐朽的贵族家庭,而在《荒凉山庄》中,侦探是佣人之子,是专业人士,是中产阶级。在这两部作品中,侦查的政治可能不同乃至对立;但在这两部作品中,革命的法国背景下,新的国家秩序分别由私人侦探杜宾和巡官巴克特先生(Inspector Bucket)定义和建立,他们是新兴资产阶级专家阶层的两个不同代表。在这两个案例中,目的不是简单地将外国人认定为罪犯,而是制定技术,使侦探能够识别我们之中的罪犯的「外国性」,这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威胁不亚于任何一个人。

这两个侦探小说中的原始人物反映了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国和英国作为新形式的国内社会控制而发展起来的不同但相关的警务谱系。现代警察部队在这两个国家大致同时出现。1829 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建立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通常标志着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刑法全面改革的正式开始。皮尔的制服「警察」为英国警务的「新模式」奠定了基调,使其成为一支国家军事化的警察部队,拥有精英化的行政结构和专业精神。美国警务的发展不如英国那样系统化和集中化。历史学家认为,1838 年波士顿日间巡逻制度的建立是美国从临时和业余的地方保护系统逐渐演变为更专业的警务机构的关键时刻。美国城市在建立正式的公共警察部门时经常借鉴伦敦的模式,但他们没有创建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部队,也没有全盘采用英国的制度。美国警察部门更倾向于将警务工作作为一个地方性问题来处理,因此,美国警察部门在历史上深深地卷入了变幻莫测的地方政治斗争中,其部门往往由业余人员而非专业人员组成。尽管十九世纪 30 年代英国已经有了苏格兰场这样一支可行的国家警察部队,早在 1842 年就建立了一支侦探部队,但直到 1908 年,美国才成立了联邦调查局,从私人机构警探队伍如平克顿那里接管了全国范围内的警务工作。杜宾与官方警察独立并竞争,形成鲜明对比于狄更斯笔下的巴克特警长的中产阶级职业精神,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侦探对侦查手段的部署比他的英国同行更加怀疑也更多试探——我们会发现这种态度与这一时期建立和维持独特的「美国」民族身份的计划相一致。

D.A.米勒(D. A. Miller)的《小说与警察》(The Novel and the Police)为本研究的历史和批评定位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出发点。米勒认为在维多利亚小说中,侦探的不可见性最为重要。他并不认为十九世纪小说中不存在侦探,而是认为侦探在最不被关注的地方存在最得彰显。米勒在论证小说的性质和警察实践之间存在根本纠葛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证明了它们在部署再现技术(representational technologies)方面基本等同,并在小说阅读者(以及更广泛的十九世纪资产阶级自我)中内化了我们与侦探警察相关的监视和监管的社会实践。米勒成功地将批评焦点从「高级」维多利亚现实主义(一方面)和颠覆性的哥特、侦探和感觉小说等「其他维多利亚」文学(另一方面)的对立中转移出来。《小说与警察》认可所有这些小说的表现形式都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纪律文化的持续表达,甚至代理。

通过考察一系列最显著的文学侦探,以及他们定义犯罪身体的相当不同的「再现技术」的历史,《侦探小说与法医学的兴起》反驳并补充了这一论点。我们在十九世纪美国和英国犯罪学出现的特定背景下研究这些人物,侦探同他们所体现(embody)的实际侦探设备形成了辩证关系。然而,我的分析表明,米勒对小说的话语网络的评估假定了过于单一和同质的意识形态力量。他对小说作为一种体裁(以及侦探小说)的判断过于草率,否定了其揭露、反抗和越轨的能力。我也不完全赞同马丁·凯曼(Martin Kayman)最近的说法,即侦探小说总是必然地反对而不是与现实主义小说、科学和法律的主流话语合作。我将论证,19 世纪的侦探文学既加强又抵制它所代表的纪律体系,既是这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保留了批评这个体系的能力。在声称说出真相的同时,文学侦探承认,他借助了自己制造的许多装置。

我的关注点是侦查——字面意义上的侦查和文学的侦查——的「设备」,这引入了一些所有人都同意纳入调查范围的文本,同时也包括了一些传统上不属于侦探小说类别的文本。本研究的每一部分都聚焦于英美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和文化材料之间交叉污染的动态。在整个过程中,科学、法律和技术知识通过文学侦探所预期或部署的侦查手段提供信息,同时也为其提供信息。第一部分研究了爱伦·坡、柯林斯、柯南·道尔和哈米特的侦探叙事,这些作品完成的背景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美对法律证据原则进行审查,这一过程以约翰·E·威格莫尔(John E. Wigmore)在《司法证据原则》(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of,1913)中呼吁对证据审查采取科学方法而告终。雨果·蒙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在本世纪末对测谎仪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在《在证人席上》(On the Witness Stand,1907)中呼吁更广泛地使用专家证人的主张是本章的轴线。第二部分着眼于嫌犯照片(mug shot)的摄制设备,我们将阅读《荒凉山庄》和《七角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等小说,参考摄影史上的材料,包括坡和狄更斯自己发表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美国和英国摄影师之间关于银版摄影和卡洛式摄影过程的相对优点的辩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综合犯罪摄影实验以及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实摄影作品《美国照片》(American Photographs,1938)。第三部分集中讨论了侦查作为一个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处理美国、英国和殖民地之间关系的侦探小说中。在这里,我研究了吐温的《傻瓜威尔逊》(Pudd'nhead Wilson)和柯南·道尔的《血字的研究》,以及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哈米特的《马耳他之鹰》,这些作品与犯罪人类学的兴起、海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对犯罪生理学的研究以及(最重要的)弗朗西斯·高尔顿关于指纹技术的开创性著作等现象相关。

我研究的文本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处在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的不确定边界上。每一个作品都被指责为迎合低俗大众口味,同时也因在「严肃文学」领域的成就而受到认可。这个关于合法性和文化地位的问题常常被写进文本本身,在作者的序言中,或作者通过单独的文章为该体裁进行辩护中反思。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可能是最有趣的案例,即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本人的作品。尽管福尔摩斯经常批评华生叙述过于文学化的风格,但是柯南·道尔本人将他的福尔摩斯系列视为一种不太严肃、更受欢迎的经济作品,使他得以写出他认为真正重要的历史小说文学。当然,历史小说在评论家和读者中的成功远不及他的侦探小说。另一方面,雷蒙德·钱德勒坚信,达希尔·哈米特的将廉价小说的审美提升到了伟大美国文学的领域。钱德勒认为他的前辈继承了沃尔特·惠特曼的传统,并使海明威的作品成为可能(《谋杀的简单艺术》)。「我不知道文学成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钱德勒对批评者嗤之以鼻,「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也不知道。」

我被那些活动于流行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阴暗地带的文本所吸引,因为它们展示了这些称谓是如此不稳定,也不具备历史决定性。流行文学在这些国家重新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这一百年间经历了巨大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虽然受到福柯和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但本书并不旨在发掘必然被遏制和沉默的大众历史,也不旨在支持任何官方的历史叙述。相反,它关注文学和科学中的装置、话语和网络,它们经常产生这种过程:通过将疑犯本身转化成某种文学(literature),将具备颠覆性的犯罪身体与掌握合法性的调查身体区分开。

除了对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作品的研究,我并未专注于女性作家对侦探文学做出的实质性贡献。这是因为我主要关注通过法律和技术对女性身体实施惩罚,而男性作家在该类别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此外,许多类似于安德鲁·福雷斯特(Andrew Forrester)的《女侦探》(The Female Detective,1864)或 W·斯蒂芬·海沃德(W. Stephens Hayward)的《女侦探的经历》(The Experiences of a Lady Detective,1864)这样侦探小说模式的新女性流行小说实际上由男性所撰写。十九世纪的女性文学侦探本就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主题,近年来已有凯瑟琳·格雷戈里·克莱因(Kathleen Gregory Klein)、安·克维科维奇(Ann Cvetkovich)、帕特里夏·克雷格(Patricia Craig)和玛丽·卡多根(Mary Cadogan)的三部作品对此进行长篇研究。这些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文学体裁的读者或观众与某一性别的关系,我的分析则只是蜻蜓点水。不过,这一问题在本书中也有隐含的重要性。在第一部分中,我对《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的阐述表明,感官小说的典型情节,即女性身体的消失,常常由法律和医学男性专业知识的结合所恢复,这意味着个人认同的定义被一类新兴的专业人士所接管,他们组成了一个重新配置过的父权阶层。在第三部分,我探讨了十九世纪英国刑事学论述中犯罪身体的女性化,以及二十世纪世纪美国硬汉作家将英国文学侦探蔑视性地女性化的过程。在那里,世纪之交的新女性威胁被转化为对蛇蝎美人(femme fatale)和性别模糊的外国人的怀疑。在所有这些文本中,性别都是我研究个人和政治身份认同之定义和再定义的关键范畴。

我着重追踪英国和美国的个人识别(identification)技术和对国家认同的焦虑之间的联系,因此,那些情节涉及两国关系的文本变得尤其重要。这些文本包括某些福尔摩斯的故事、《傻瓜威尔逊》、《七角楼》、《东方快车谋杀案》和《马耳他之鹰》。侦探文学的历史通常选择忽视英美两国文本的形式差异,或者提供简单而绝对的准则来区分它们。例如,将英国传统的精致而理性的分析与美国硬汉派的非理性暴力进行对比。我的侦探小说分析旨在将其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历史和批评形式,试图对这两个民族传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更为复杂的描述——因为它们涉及到各自独特的历史情况——聚焦于文学私人侦探使公共世界可见且易读(legible)的装置。

这些设备总是旨在使身体自行书写或说话。测谎仪记录下来的心脏的锯齿状线条,印在嫌犯照片上的脸部轮廓,以及刻在指纹上的皮肤的螺旋图案,都使人体成为一种自动书写机器。侦探叙事——既运用这些法医技术也与之相仿——将十九世纪的人清晰地带到现代技术文化面前。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身体被整合进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因为个体开始被利用「规训」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所控制,而不再是公共酷刑和惩罚的对象。福柯和其他学者已经证明了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对身体的「压抑」不止是假想,也包含着真实。这个时代展示了非凡的创造力,创造了监控、治安、治疗甚至坦白身体活动的机构和仪式。这个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对身体进行分析和治疗,发展保护和强化身体的技术,利用身体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展示和销售身体的杂志广泛流传。

十九世纪成功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机制,以检查、分类和分析各种身体活动和解剖学问题。它同时发明了一种弹性、流行的文学体裁,专注于调查身体,揭示并提呈最肉体的秘密以供审查,并提供有关身体的残酷事实作为证据,以控制其功能运作——这种控制也可能通过解释或禁锢来实现。在这些叙事中,一种技术被设想出来,将可疑的身体呈现为可读的文本,而不是有待处罚的囚犯。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他引发的法医科学学科,以及体现在他身上的文化工具——就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翻译自:Thomas, Ronald R. Detective Fiction and the Rise of Forensic Science. 感谢 vel 对文章翻译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