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与面具舞者

公式表达科学，如果把公式输入计算机，屏幕上就会出现科学的世界观：相互交错、重叠的线状网络。其中，部分位置的线路聚集，形成凸起。这些网络中的波谷被称为「物质」，而形成它们的线路则被称为「能量」。要是把这幅图像「动画化」（拍成电影），人们就能观察到，线状网络中的凸起是如何出现，在不同位置变得越发复杂，随后再次变平，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部电影也有个「大团圆」结局：线状网络无定形地向四面八方延展，或者说「热寂」。在众多波谷中，某个低谷可被识别为「我们的太阳」。若是仔细观察这个低谷，人们就会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凸起：生物质包络着地球。若是注意这些溅射，人们就会在那微不足道且转瞬即逝的涟漪中显现。

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将认识到，我们自身是相互交错的力场中的临时凸起，如是，整个传统人类学就失去了意义。就此而言，我们只是各种丛结的关系（线路），并无任何核心（任何「精神」「我」「自我」，或是任何一种足以提供自我「认同」的东西）。若是解开了构成我们的关系丛结，我们将一无所有。换言之，「我」就是一个抽象的点，是具体关系的交汇点，也是具体关系的起点。自然，我们可以「认同」体内的关系丛结：既可以作为一个重物（电磁场和引力场的交错节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有机体（遗传场和生态场的交错节点），还可能作为一种「心理」（集体心理场的交错节点），抑或是作为一个「人」（社会场和主体间场的交错节点）。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面具」。「自我认同」是过去的概念，如今，更好的形容是「面具识别」，或许不只一个面具，而是几个可互换、可叠加的面具的识别。

因此，「面具」一词恢复了其存在的本意：一个人只有戴着特定的面具（去跳舞），部落中的其他成员才能识别出面具，并给予它应有的地位。最初只有少数的面具，它们属于萨满、猎人和同性恋者。后来，面具变得越来越多。今天，面具可以一个叠一个。例如，一个人能以银行经理的身份跳舞，其下又戴着艺术鉴赏家、桥牌手和父亲的面具。人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剥离面具，随后发现内里空空如也（宛若洋葱）。用存在主义的话说：「我」就是他人口中的「你」。

如果某人将社会（主体间关系的场域）看作一个面具租赁机构，那他/她也将意识到，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网络，在此之中，面具捕获了物理、生物、心理（及其他）形态的诸丛结，并将其凝结成「人」（Personen）。那么，问题就在于面具的制作方式，以及如何将面具应用到社会网络中的诸关系流中。在此，面具的设计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亚马逊部落中，这相当明显：巫师的面具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又是以何种方式将面具应用到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年轻人身上，使得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将之识别为巫师？可在所谓「后工业」社会中，或是在一个与其一般复杂的社会中，这一过程就不那么明显了。然而，要明确表达这些问题却再简单不过，这就足以将大部分政治范畴搅浑了。

亚马逊的印第安人恐怕给不出什么有用的回答。他们会把面具的设计归于超人的力量（像是某位豹形祖先），再借某种神圣传统来解释其应用。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可信度并不亚于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可它却与我们相隔阂。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犹太—基督教和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预设了「我」的核心，它爬进现有的面具并藏匿其中，这使理解面具设计比理解豹形祖先还难。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是从主体间关系的场域退后一步，试着从外部看面具——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面具，「我们」便不存在，也就无从识别面具。（曾有人称之为「苦恼意识的辩证法」（Dialektik des unglücklichen Bewußtseins）。）

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勺子的面具，浸入关系之粥，以便创造出人，可不知何故，它们自己也从粥中冒了出来：它们本身就是主体间的形式。(银行经理的面具并没有从某种志业或职业的天堂上堕落到社会中，可志业与职业确是面具的后果。）因此，面具的设计问题是一个主体间的问题。这意味着，只在一般性的「对话」中，我才成为我之所是。由此，我不仅是面具的佩戴者，也是他人面具的设计者。因此，「我」之自我「实现」，不仅在戴着面具跳舞之时，也在与他人相伴并为他人设计面具之时。这个「我」不仅是某人的「你」，也是「你」之为「你」。然而，只在戴着面具时，我才能设计面具。对于面具设计问题，这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最多算是序曲，引出后续的问题。正是（也只有）这一提问的过程，才将我们与印度人（包括那些在我们身边跳舞或从电视屏幕中获得面具的人）区分开来。设计意味着许多，也包括命运。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在试着把握命运，并一同为之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