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侦探、女人

在 1971 年的《犯罪大全》（A Catalogue of Crime）导言中，编者巴赞（Jacques Barzun）特别强调了侦探对日常环境的关注，并不惜将之与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蛋糕相比。在这个颇有些荒唐的对比后，巴赞对于战后的侦探小说——已经在多元化浪潮中不断演进并最后不得不被重新划分为犯罪小说（Crime Fiction）——表达了些许不满，认为这个类型已经失去了它们最核心的动力。对于巴赞的想法，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在《血腥的谋杀》中直呼不解，并认为战后迈向多元化的犯罪小说哪怕没有变得更好，至少也没有别的更差，许多战后的作者（尤其是属于美国硬汉侦探和英国间谍小说两个传统的作者）正在积极拓展侦探小说的文学性，侦探也许消失了，变得更少，更不稳定，但整个故事将更具备心灵的深度，更能反应所处社会的变化。

巴赞和西蒙斯的对立颇为典型，即便抛开本格复兴多年并拥有独立生态系统且极少得到英文世界关注的日本侦探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一批侦探小说爱好者坚持将黄金时代的作品——克里斯蒂、奎因、卡尔——看作类型的典范；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学研究者，他/她们早已抛弃侦探小说的定义，尝试将整个类型划分为犯罪小说的子类或较具影响力的前身，且并不认为奎因和卡尔的作品在文学上有较高的价值。研究者们并没有错，如果不是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本格复兴，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古典侦探都已经死光了，尽管今天的日本推理小说在形态上更接近传统本格而非欧美犯罪小说，但也不再延续着福尔摩斯与三巨头开创出的典型形态，出现了「变格」甚至「脱格」等等尝试将多元化作品框住的绝望尝试。

在巴赞和西蒙斯的对立中，我们真正关注的「侦探消失」的事实：巴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侦探消失，但是他定义出了侦探的核心，亦即对日常物质的缜密观察；西蒙斯则认为二战的冲击破坏了黄金时期的作品结构——在偏远的乡村大宅或是城市房间中发生的一件与社会无关的案件，它是社会的反常，侦探则运用自己的智力加以侦破，将不安定因素清除出去——人们不再相信侦探能够保护社会，因为问题就是社会本身，整个世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对此更合适的描述是钱德勒的马洛，而非克里斯蒂的波洛。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更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变迁：对战后的世界来说，克里斯蒂的小说似乎架设在虚空楼阁上，而一个真正的侦探要面对的不是智力游戏，而是整个世界腐败的事实，他因此只能是一个绝望的、厌世的硬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