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人们以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这种想法确有其洞见：对于西方，最可怕的是死亡，而对于东方，最可怕的是生命。在西方，人必须死（这是罪恶的代价），而在东方，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轮回（这是对业障的惩罚）。西方的「救赎」是克服死亡，东方的「救赎」则是克服轮回。基督应许永生，佛陀解脱此生。换言之：在西方，一个人不想死却不得不迎接死亡；在东方，一个人不想活（活着便是受苦）却不得不身陷轮回。两个世界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要是谁的手里拿着一件日本设备（如袖珍收音机），他/她就会觉得那鸿沟在逐步缩小。
将这空前事件轻描淡写一番可是再容易不过。袖珍收音机是西方应用科学的产物，它的设计则源自日本。此事古已有之。像是中国的瓷器就会按照英国的设计来生产。东方文化元素或已深入罗马帝国，同样，希腊化进程也可能波及中国腹地；更不必说哥特式大教堂上的蒙古龙和吴哥窟中亚历山大头盔了。设计并不追随功能；设计追随往来船舶和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不必求诸神佛，一个人就能理解日本的袖珍收音机。只要想想「黑船来航」或是世界大战中日本在欧美的工业间谍活动就明白了。可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轻描淡写，亟待解释的现象就要从指缝中溜走了。难道德国高速公路上的丰田不比菲亚特，而只能与金帐汗国 （Golden Horde）相提并论？
日本的袖珍收音机并未将西方的应用科学塞进东方的形式中；相反，它是两相重叠的综合体。仔细想想，这真是个非同寻常的说法。西方科学的诞生归功于理论带来的疏离感，像是一个人对表象世界采取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东方事物的形式却源于非常具体实在的经验，它模糊着人与世界之区分。在科学理论与（关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实在经验之间，前文所述的那条鸿沟出现了。话又说回来，袖珍收音机是否成功地综合了这两者？它是否成功地植物学和菊花、弹道学和射箭、国际象棋和日本围棋结合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这些论点导向了一种说法：就袖珍收音机而言，日本的设计并未施加在收音机上，而是诞生于收音机中。
或许可以通过对照东西不同的「设计」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对未来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西方人来说，设计通常是指将形式施加在无形状的物质之上。例如，理论上，人们认为三角形是一种形式，它的内角和是180度。现在，某人把理论设想施加在无形状的事物上，他/她就「设计」（塑造）了——举个例子——一个金字塔。自然，必须考虑到如下事实：这样生产处的东西内角和不再是180度。任何设计都不是「完美」的，都不可能与理论设想中的模型完全吻合。这是我们的设计问题，可在远东，这就不是一个问题。可以观察，诸如书法或纸花的形式，或是干脆就看茶道的形式，是如何在东方人手中诞生的。在此，问题不再是将观念施加在无形状的事物上，而是让一个统一的形式从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中产生。由此，在远东的意义上，「设计」是一种沉浸，沉浸在非自我（如纸、笔或颜料）中。这种沉浸首先界定了自我的形式（例如一种书法形式的自我）。
因此，在西方，设计证明人们在介入世界；而在东方，设计是人们从世界中涌现并体验世界的方式。就「审美」（aesthetic）一词的原始意义（即「向经验敞开」）而言，在东方，设计就是纯粹的审美。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袖珍收音机的例子中，日本设计者们诞生于某种神秘合一（unio mystica）的世界，与塑料还有铜线相伴；同时，西方设计者们从理论的角度介入世界，从而赋予其形式。恰恰相反，无论设计者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在展开设计时，都会留意造物的市场和功能。千万不要被这种表面的相似性所蒙蔽。日本设计者出身于以佛（觉悟者）为生活特征的文化语境中，这也体现在他们的设计中：盆景与移门，凉鞋与袖珍收音机，随身听与——未来的——电控基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些设计都表达了一种与环境融为一体、自我消解的美学特质。在观察袖珍收音机、丰田骑车和照相机时，在品味日本（及远东）的料理时，一双现象学之眼必然会发现这种特质。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说法，原因如下：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技术只能在西方土地上生发。它们既预设了理论所导致的分离，也预设了犹太人的信念，即人们必须改变世界，从而改变自己。基本上，科学是一种发现之道，要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犹太—基督教的上帝，而技术则是一种建立之道，要在大地上建起上帝之国。因此，一旦将科学技术转化到东方设计中，异教徒们就必须改变其本质。
致命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我们并不总能注意到它。日本实验室中涌现出的已不再是科学（正是它导致了工业革命），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之表达。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充斥着世界，却并未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工业革命心意相通。若中国也开始介入科学技术研发，事情就会越发明显。这就好像一种U型变化，最初创造科学技术的动机正从低处攀升。要理解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不妨这样想：
我们的科学是种逻辑话语，以字母数字的形态被编码。换言之，科学按照线性写作与线性思考的规则来描述和计算自然。科学的动机是把握被描述和被计算的自然，以扩充知识系统。在远东，没有结构上与字母数字相称的编码方式。只在英语和我们的数字系统中，科学技术才是可信的。可现在，字母数字编码正被计算机的电子编码所取代。这些新的编码更像东方的编码（表意文字）而非线性编码。因此，在远东和西方，今天的科学技术同样可靠。当下，在东方和西方的身后，还存在着另一重动机。
在西方看来，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解体。从东方涌入的诸产品之设计，使我们在每一产品的形式上，都能获得对东方生活方式的具体体验。从日本袖珍收音机的形状中，我们获得了对佛教、道教和神道教生活方式的具体（「审美」）体验。我们体验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它导向了科学与技术，也导致了其他更可怕的东西）正被东方的思维方式所吸收。比起各种东方化的教派（尤其兴起于美国），东方工业产品的设计才是罪魁祸首，它抽离了犹太—基督教的大地，它使我们沉浸在东方之中。同样的事情也在反向发生。西方科学技术的出现无疑意味着东方生活方式的瓦解，只需将袖珍收音机的设计与和服或武士刀的设计相比，事情就再明显不过了。
若是高瞻远瞩，人们或可谈论东西方文化的模糊。也许后工业（「后现代」？）的产品设计体现了这种相互颠覆。可十九世纪的人们也是对的，佛与基督（或反之，基督与佛）不可能融合。一个人的上帝就是另一人的魔鬼。也许逐渐逼近的是一种普遍的夷平，一种价值的相互毁灭。
面对这一问题，有必要把真诚置于均平的正义感之上。人类文明只有两个高峰：东方和我们自己。所有其他文明，要么是这两个高峰的重叠（例如印度），要么是在朝着未经发展的形式迈步。要是如其所示，西方科学技术在远东的移植导致了两种文化的稀释，那么，人们所谈论的就只是「大众文化」，一种在庸俗设计中找到美学表达的文化。可是，方兴未艾的东西方文化之交汇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后工业的产品设计能够表达一种新的存在感，那又会如何？
在本文开头，有人指出，东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生与死的态度。西方的态度衍生出了希腊哲学、犹太预言，从而产生了基督教、科学与技术。东方的态度哺育了一种审美的且实用的生活方式，那是种西方人始终无法理解的生活方式。现在，这两种无法（也不能）调和的态度，已可以（且事实上必须）相互融合。它们产出的各种新型编码（计算机编码）弥补了这一鸿沟。从它们的融合中，一种不能再度分类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其产品设计之精神，已不再符合任何旧有的类别。 或许该用「神学」去分析这种设计，看看它对生与死的态度是否达到了新的层面？这种设计是否表现了一种「超」犹太—基督教与一种「超」佛教，只是我们仍无法说清道明？这是个大胆的假设。可是，每当人们拿起手中的日本袖珍收音机，仔细研究它的设计时，这个假设就算不得太离谱，反而显得恰到好处。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必须承认，以上建议都是相当初步的。它应该被当作一篇论说文，也就是对某一假设的尝试。
翻译自 Flusser 的论文集 Shape of Thing。自用，未定稿，或有翻译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