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绝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一
高中毕业时，由于考试分数过高，我接到了两所学校的电话。
我早有预感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考试结束前一天，在亲戚家的屋子里对完前两科答案时，我就盘算着自己大概能考个状元。之后又考了两科，题目偏难，算是利好消息，我在回家的车上对完全部答案，在手机上反复计算，分数在六百八到七百一之间，八九不离十。
我颤抖着告诉正在开车的父亲，说自己可能是个状元了。父亲没有搭理我，他在开车，我感觉这辆白色的SUV左右摇摆了一会儿，随后才重又稳在道路中央。
说实在的，「状元」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倒不是对那个分数或排名感到兴奋，也不是自以为就此成了人上人，唯一重要的是每年毕业后的那次公开演讲，考上状元的人将站在台上，在全校新生面前，向无知的羔羊们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
我把那场演讲看成一种报复。
我一直在忍受，就像所有人那样，我不得不忍受。忍受中学时代特有的生活节律，忍受那些一辈子再也不想看见的练习题，忍受着光头的寸头的地中海的自然卷的干燥打结的各种发型的脑袋里装着的一模一样的知识，忍受着每天全年级一千多人都要围着周长六百多米的教学区跑两圈并一边跑一边喊班级高考口号最后由教导主任来对各个班级的口号及响度评分排名的现实。
所有这一切，这些忍受，就是为了最后考上状元，然后站在那个演讲台上，向所有羔羊们说：「这一切都太垃圾了，我是个垃圾，你们也马上会变成垃圾，这个学校就是个垃圾场，所有在这里呆过的人都会不可挽回地变质，在未来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生活里一点点烂掉，你们永远不要以为自己能变成一个正常人。」
这话有些难听，所以我预想了许多种情况。教导主任冲到台上来把我的麦克风扔了，之后我与三个保安扭打起来并且上了地方报纸社会版。所有学生鸦雀无声，因为没有学习到有用的知识而只是接收了负能量，为此学校花大钱再次邀请俞敏洪到校发表两小时激情演讲以对冲我的不良影响（他此前已来过一次，一半同学在听，还有一半在座位上做题）。一切平平淡淡，只是父亲的老上司、学校的校长青筋暴怒，给父亲发短信说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儿子来这所学校……
不管怎么说，想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考分则是又一回事。由于我在竞技场上输给了其他垃圾，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只有半件事同时发生在现实与幻想两边。分数出来之后，校长的确给父亲发了条短信，恭喜父亲的同时也表达了遗憾，因为当初父亲若是不把我的户口从老家迁到省会，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高考还能再多十分，那分数就恰好超过状元，如是学校便可一举收获四个状元，成为学校教育史上的又一高点。
我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数字游戏，加加减减来回排名。可即便少一个我，少了一点整全的意味，庆典仍会继续，学校的光辉并不被父亲多年前的举动所影响。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分数与排名公布几小时后，我们所有人，状元和非状元，分数较高的学生们，被叫到学校去录制视频，以表达对学校的感谢。摄影室在四层。从一层到四层会经过一百多级台阶和几十个向你微笑的人，扛相机的拿记事本的夹着招生手册的，戴帽的穿貂的手持还没甩干的拖把的，所有人要向所有人问好。拍摄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心事重重。电视台的记者围在摄影场地附近，想要早些抓住采访的机会。摄影师调整机位时，好几个老师过来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会考得很好」。老师们总是早就知道了一切，就像我早知道周围这些人的脑子里准备好了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陈词滥调。它们绝不放弃任何一个镜头，时刻准备着混入电视台和都市报，在陈词滥调的养殖场中隐藏自己的产地。
我那时逐渐明白了自己的境况。我失去了一次公开咒骂的机会。我的同班同学、隔壁班同学和我最好的朋友各自考了一个状元。我的同班同学和隔壁班同学不会相信自己是垃圾，我的朋友或许比我更愿意相信我们是垃圾，可他同时也是个好人，并不希望像我一样喜欢惹事。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有机会登台的人，都只会站在体育馆那块肮脏破旧的只有大型活动时才会拿出来的深红色地毯上，稍作整理后自信地抬头，微笑看着场内的所有人，对着已几乎脱漆的麦克风，吐出一阵又一阵的废话。
我讨厌废话，我不会听他们说话。我能做的只是在集体合影结束后，跑到彩票店去买一张五块的刮刮乐，然后发现自己中了两百块，在老板的夸赞下，拿着两张卷边的红色钞票，成为彩票店的帝皇。
后来我就用那两百块打车去招生组。
我知道招生组，就是一群人住在高级酒店里，几十双鞋在厚厚的深色地毯上来回踩踏，用各种砝码与算式替人安排人生。若是不同学校的招生组相遇了，偶尔也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或是彼此打了一架，或是相互骂了几句爹，亦或是状元收到了极高额度的奖学金——所有刺激眼球的事件都发生在狭小的酒店房间里，行动与冲突的密度高得让人提前预感到一种地方都市报社会版头条式的浪漫。
我不想花那两百块钱。可我不是状元。真正的状元只需坐在家中等待高校来访，甚至可以四处逃窜等待招生组的追缉，我们个位数排名的学生则没有这魄力，不得不打车前往招生组所在的酒店，详细询问自己那点分数能换个什么专业。
要我说，这才是真正的数学，那些在卷子上解开的数学题都是假把式，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见识到不同人数学天赋的高低。在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和三年考试教育后，无知的高中毕业生们各自保有着对不同专业的奇异设想，再加上有生意头脑的人往往拿着分数在不同学校间来回周旋、反复抬价，其结果是专业与分数的兑换比率变得不再稳定，最天才的市井数学家也无法快速划下正确的等式，资本薄弱的玩家更不得不反复前往招生组打听当前汇率，以求能在熊市购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有那种自信，我也没有做数学的天赋。高中毕业时我十七岁，还有两三天就到我十八岁的生日了。由于考试分数过高，我接到了两所学校的电话。我用买彩票挣来的两百块打车前往招生组酒店，然后和对方聊天，时而真诚时而虚伪。我胡乱签下一份协议，字迹潦草。我以为这些事情就算结束了，我以为。
二
我高中时候还在频繁地写小说，一半是为了找点事情消磨时间，一半是为了每个小城市孩子都有的文学梦。
我那时已隐约察觉自己写不好小说了，至少在那个时期内，在垃圾场里，我没有办法写出超出垃圾场的东西，而哪怕把所有垃圾以最华丽的方式拼接起来，也不过是个装置艺术，算不上好的小说。
因此从二〇一五年中，也就是我进入高中三年级开始，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文体游戏上。例如模仿王小波，将太平广记中的故事改写成一篇推理小说；又例如用雷蒙·格诺《文体练习》的样式，用九十九种不同的叙述与语体写作一个微不足道的情节，使情节在故事的重复中一点点推进。
不论这些想法幼稚与否，我那时确实是将文学当作自己唯一的志业，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学特长生。
按照惯例，作为一个文学特长生，尤其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拿了奖的文学特长生，我应当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因此二〇一六年三月，我自己做了一份简历，把能够铺陈的东西都扔上去，然后把一篇最得意的小说当作附件（也就是作品）放在其后，在学校附近最好的打印店印出来，装在明黄色的文件袋里，投递到了最知名的那两所学校的招生办。
我猜想那篇小说或许会不被待见，因为它有些奇怪，但我又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个故事的趣味所在，那至少会看到一点点我渴望被发现的或许并不存在的才华。
那篇小说的想法并不复杂，就是将一个故事伪装成一篇论文，或者说，用论文的形式去写一个故事（我当时并不知道《剑桥倚天屠龙史》这回事，不然我很可能会放弃这个想法）。为了让小说更有论文的样子，我给它取了一个颇有学术范的标题：《英声——中唐地下摇滚乐队生存状况初探及一种全新摇滚音乐史的构建可能》，并模仿标准的期刊论文体例虚构了一些作者信息。以下是这篇假论文的摘要及基本信息：
摘要：文章以《太平广记》中《平如僧》一文做主线，交叉分析了两晋至唐宋期间的楽志、笔记、民间故事等等，对中唐时期地下摇滚乐队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中国古典摇滚；摇滚分期；英声；中唐；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8019-1750 (2015) 06-0026-03
收稿日期: 2015-06-24
基金项目：陕西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唐宋摇滚分期》(2014C42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凝翔 (1988-) ，男，历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摇滚史
我得承认，这些东西肯定骗不过内行人，可只要形式做得够逼真，看的人总会有些犹豫，开始怀疑自己对摇滚音乐的理解是不是出了点问题。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特意买了十几本唐宋笔记，将其中和乐器有关的句子都拆出来，曲解后当成例证穿插到文章各处，而文章所引用的文献也是半真半假，一部分确实是乐器史（物质文化史）的著作，一部分则是自己瞎编的引用，例如把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名字改成宇文所危，把李约瑟改成李定瑟，并编出一些像《幻术在早期摇滚乐活动中的应用》 或《中国古代摇滚的「正反合」》这样不存在的书目。当然，文章所研究的那篇故事也是假的，《太平广记》只有五百卷，处在五百〇一卷的《平如僧》是我自己写的。
不管怎么说，这篇小说肯定是那半年里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充满了我个人的恶趣味，或许还有一点点自以为的浪漫。
到了四月底，我知道自己的简历还有这篇东西并没有被接受，准确说是一所大学（以下简称为B校）拒绝了，另一所大学（以下简称为A校）接收了，而接收的那个大学之所以让我通过初试，大概并不是因为觉得这篇小说有意思，而只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好学校的教导主任，给我父亲一些甜头能够为他们招生带来帮助。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的后来就是签完协议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照例由着小碎花的沙发巾一点点被我的体重拉扯而滑到地上，父亲坐在夏天从来不会打开的电火炉旁边，母亲在沙发另一侧把玩她的手机。父亲面朝紫色的电视背景墙，双手在炉子上敲击，就这么背对着我说：「现在你志愿也填得差不多了，我有一个事情要问你……」
父亲说，A校的招生官，也就是在我们省招生的负责人之一，打电话告诉他：「你儿子的自主招生材料我们看了，我们让他通过了，但我们发现他提交的论文是抄袭的，直接拿一个西安交通大学在站博士后的论文改了名字就投过来了。」
父亲说他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敲动的频率越来越高，直到他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强迫自己停了下来。父亲说他相信我是清白的，他回头看了看我。可是他害怕影响我的考试心态或是志愿选择，于是决定在我志愿敲定后再告诉我。
我开始向父亲解释这一切。我向他，还有围过来的母亲展示了小说的全文，还有关于这篇小说的内容和体裁。父亲和母亲或许懂了，或许没有，总之没人会去细看这些东西，他们只是想听到一句确认，即便他们脸上写好了能够接受任何一种结果的表情。
我从小到大从未受到过这么奇怪的侮辱，面对这一指控，我甚至无法彻底感到愤怒，每当那情绪上来，再想一想，就又忍不住要发笑。那两天我经常想起在A校招生组时打的那个电话，是招生组委托一位全国知名的教授（或者说大学者）打给我的劝说电话，内容无非是，我们觉得你很优秀，希望你能来我们学校读书，我们有一些新的项目或计划，能为你提供好的学习与学术环境，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与此同时，房间里的所有人，在柔软的皮质沙发上，在藤条编制的藤椅上，在角落的懒人沙发上，所有人就那么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未来的伙伴与朋友。
三
成了一个抄袭犯的第二天，为了报复，我向B校的招生组长发送了消息，说我是理科状元的好朋友，我可以去帮忙招生。
或许是当时情况太过紧急，组长也没在意一个应届生跑来一起招生是否合适，匆忙就拉着我还有另一位组员一起前往朋友所在的地方。只在路上才详细向我介绍情况：A校出动了一个看起来颇有才气的法律系学生会长，逢人就说法律理想，说到彼此感动后，再指出学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好，并推荐对方过去，用此方法斩获大批学生，而我的朋友也因此在A校的法律与经管间要摇摆不定，对B校则几乎不作考虑。
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是朋友的家乡。他在凯里出生，在北京上学到初中毕业，因为无法异地高考而回贵州读高中。我第一次见他，他就用北京话说自己是凯里人。他的家乡在凯里或北京，不在那个需要开四五小时车才能到达的县镇。
下午两三点，我们的车停在当地唯一的酒店门口。一家乡镇巴洛克风格的酒店，大堂做了复杂的吊顶，一台电梯摇摇晃晃，走道里全是雨水的味道。我们本来还会再往前走一段，一直到朋友和他父亲现在所在的地方，就在旁边一个镇上，A校招生老师找了镇领导一起，在那里请朋友和他父亲吃饭。就此而言，我们理应将车停在那个饭店门口，等他们吃完之后，找上另一批领导和另一家饭馆，拉着他们再吃一轮，只有这样才算是打个平手。
可或许是厌烦了招生组的骚扰，朋友和他父亲打电话来，让我们别追了，说自己会来找我们。我们只好在酒店开了房间，走来走去，直到几小时后朋友和他父亲过来，而隔壁学校也闻讯赶来，并不愿让组长和朋友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情况也是极少遇到，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只好两所学校十几个人一起在酒店走廊里走来走去，一起吸收酒店走廊里多余的水汽，观察对方的活动，是否在偷偷和学生沟通，是否说了另一所学校的坏话，又是否有把状元拐走的动向。
入夜后，组长眼看情况焦灼，担忧远方大本营遭到奇袭，便主动提议速战速决，即三方各自派出人员，进行集体磋商。朋友的父亲早有赶紧了结之意，也就连连答应，只等入局。
县镇的酒店没有会议室，我们也不讲究这个，就从隔壁房间搬来了椅子，围着麻将机设置好了四个主座，附带门口的几个旁听席，随后确认上场人马（组长让我过去，隔壁则让学生会长出马，朋友和他父亲自然也来），将各自的背包放在椅子旁，从中掏出一摞又一摞的资料。
我最重要的那部分资料，各院系的就业率、课程设置等等信息装在一个明黄色的文件袋里，是几个月前用剩的。我把那些资料铺在深绿色的台面上，像筹码一样推给朋友和他的父亲。学生会长也不示弱，从怀里掏出一个排版精美的册子，双手递了过去。随后我们一起开口说话，有时候我先闭嘴，有时候他先闭嘴，标准只是朋友和他父亲脸部的肌肉是否发生了微妙的颤动，象征着愉快或是不快。
其实这比赛原本就不对等。要是一个普通的招生官还好，那不管是两校哪边的，都可以随意信口开河，把活的说成死的，把垃圾学科说成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可我面对的毕竟是朋友，有些话就无论如何说不出口。那天可能聊了三个小时，也可能是五个小时，或许更长。我不断抚摸着麻将桌上的绒毛，起伏不平，还有两个烟头烫开的洞。我想把麻将从桌子里面掏出来，对剩下三个人说，不然我们别聊了，一起打一局，谁赢了就听谁的。
我没能掏出麻将，更不敢发起赌局。那天的结果是朋友和我去了同一个学校，原因之一是他父亲认为有我陪着他会比较好，安心一些。
晚上我们在同一个双人间睡。我找组长要了车钥匙，一个人下楼去，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个笔袋那么大的盒子。那是我唯一的一份生日礼物，一盒茶叶。我把那盒茶叶带回房间，放在绿桌上。我打开了麻将机的电源，机器发出轰鸣。我们唱了两遍生日歌，随后按下控制键，看骰子在中心快速转动。
次日我们沿原路返回省会。路上遭遇了车祸，车体一面几乎变形。组长说，我们几个现在是患难兄弟了，他想送我们去北京逛逛，转换心情，也提前适应一下环境。我们没有拒绝。
我们在北京住在学校内的酒店，设施不算豪华但也并不经济。我们没有付钱，只是告诉前台「招生组预订」，然后就这么入住了。我们见到了我未来的导师，在一个绿门内，两排书柜和一个黑色皮沙发，我们坐在那里，其实并不知道他研究些什么，我们又要说些什么。我们也见到了几个同乡，他们或许是被安排来同我们见一面，但也并未显得特别刻意，在还没拆的三角地旁给我们买了冰豆沙。我们在学校里走了好几趟，没记住任何一个地名。这是他又一次回到北京，也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我们晚上跑到电影院去看了电影，夏天海淀街上很热，《惊天魔盗团》并不好看。
我那时候就知道他父亲想错了。我们两人呆在一起只会一起成为废物。好在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帮他找过好几个女朋友（包括高中时一直撮合的那个），他自己也找过两个，后来都分了。到最近他已不想恋爱了。我们（我、女友、他三人）现在住在一块，每天一起在客厅里吃饭玩游戏，一起在家里置办一堆根本用不上的电子产品。
这可能就是成为一个抄袭犯带来的意外好处。几年前，红白两色的骰子不停转动的时候，我从未想象过这样的场景：我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他已从某个状元云集的管理学院拿到毕业证书，即将前往一家公司做手机游戏，就是那种骗废宅钱的游戏，而我则要去念研究生，继续做一些没人在意的研究。
四
为了报销返乡的车费，我大学一年级时也参加了招生。
由于前一年就谈下来一位状元，组长放心地将文科状元的任务交给了我。花了几小时赶到都匀，又耗了一天多时间，我们才把状元和她的朋友一并带到了招生组所在的酒店。她们约定要一起出去玩玩，组长就说顺路把她们接过来，她们拗不过便答应了。
由于工作繁重，招生组一般不专门安排娱乐活动。全组一起在酒店旁边的烧烤店吃完晚饭后，状元的朋友说想看新上映的《变形金刚》，看了下时间赶紧，只好我跑过去买票，等其他过来后再进场，几个人一起去陪看。一觉醒来后，电影已到高潮处，汽车人们再聚众斗殴一阵，电影就算正式结束了。
我们五六个人一起从放映厅出来，踩着红色地毯，地上是爆米花，刚掉下的和被踩扁的，还有一些爆掉的气球。状元和她的朋友觉得电影还不错，有人说没什么意思，我睡过去了也就没说话。快到电影院门口时，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充气人偶，长得有些像小矮人，随着风起起伏伏，左眼比右眼略大一些，就这么斜视着我。
「学长，你有一篇论文抄袭被发现了是真的吗？」
站在门口的时候，状元这么问我。我问她是说什么事情。她告诉我说，A校的招生人员告诉她，我正是因为抄袭被发现了所以才没好意思去该校，并因此恼羞成怒，才决定去哄骗我的朋友，让他报了和我一样的学校。
我看着她，说没有这回事，我们是挺多年的好朋友了。
晚上回去后，我和朋友一起帮她拍了一个视频，我调整台灯的光线和角度，他负责取景摄影。酒店的台灯很好，照度足够，两盏各布置在一个角落里就有些摄影棚的感觉了。两位状元在聊天。嘻嘻哈哈。学长什么时候学的摄影？你的成绩也很好啊。这个视频要多长？感觉你很上镜哦。没有啦还是光打得好。对了你喜欢听草东吗……
我站在他们两个旁边，左手扶着桌上的台灯，右手拎着另一台。我躲在光照不到的地方，看着摄影机录下一段又一段废话。
其实我刚十八岁的那几天里就听人提起过类似的说法，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两三个女生（文科班的确没什么男生），分数都比我高不少，来询问我是否有这么一回事：我抄袭了一篇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的历史学论文，并把名字改成了自己的，随后提交到了A校的自主招生系统里，最后被发现了。
我想我父亲肯定被骗了，和他沟通的那位招生官，或那位招生官的同伴里大概有一个口风不紧的人，一不小心就将这些秘闻传到了别人的耳里。我只好把我的文章（也就是自己用的个人网站链接）发给了我的同班同学，向他/她们解释：《太平广记》只有五百卷，你们可以去查；《平如僧》这篇根本不存在，论文下面引用的文献也大半是假的，你们也可以去查；有一个网站叫中国知网，可以查询学术文献的来源真伪，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网址并搜索文章名就好……
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可置疑。可就在那个电影院门口，在一条冗长的红地毯尽头，我又听到了那样的说法。我逐渐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或者说，理论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谎言，因为故事在进化，在演变，几个或十几个版本相互竞争，传入我耳中的版本还不是最终获胜的版本。此后的两三天里，陆续有几人问了我这件事情，每个人所说的事情都相去不远，可细节上又各不相同，叙事逻辑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所有这些几乎每天都有一次。我不得不相信，一个叙事在我之外独立发展着，发展了一天、两天、一年或者更长，只有透过他人的唇舌，透过仿若关怀的试探（「我不愿相信，可这是真的吗？」），我才能时不时窥见它的最新变化。
那一年招生组就驻扎在一个郊区酒店里，酒店里有温泉，可我并没有心情体验，只是在酒店门口走来走去，到处发消息问是谁在说这件事情。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把这个问题留在十八岁。大概又过了半天我才知道，在A校招生组里，这已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但没人会公开讲出来的秘闻。我只好找组长要了隔壁招生组长的电话（他们其实偶尔会在夜里通话讨论是否应该就此休战，或是相互指责对方欺骗了学生），发短信希望他能澄清这件事情，他随后答应了，并表示早已澄清过，或许是有人还没弄明白。
又一两天后，我知道了没弄明白的人是谁——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她忙完了期末考试后来到A校招生组工作，不时向她面对的学生悄悄吐露这一秘密。其实我前一年我已向她解释过这一切，可她或许没有相信。我前一年向许多个人解释过这件事情，我原以为所有人都明白过来了，可是看起来可能所有人都没明白，不然就是在尝试保护我脆弱的自尊心。不论如何，在我生日当天，站在招生组所在的酒店门口，我加了她的微信，再同她解释了一遍这件事情，她告诉我说是她搞错了，我说好的，然后把她删除，打车回家去过生日。后来偶然遇到高中班主任时，她劝我和那位同学和好，我说我已经十九岁了。她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存在和好一说。她说这又是多大的事情呢，我说就是屁大点事。她说那气消了就和好吧，好歹同学一场，我说不必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唐代根本没有他妈的摇滚乐。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唐代没有摇滚乐，摇滚乐也不是我国国粹。高中毕业那年，我花了一整个夏天向不同人说明这件事情，直到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傻逼，而需要听我解释的人是一群大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