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用了三个月的亚光钢丝球。
我想了许久要如何描述 59G 的那身衣服。起初是「亮片衣」，后来意识到它最基本的构成是编织而非拼接，因此也就不像亮片而更像反光彩带。也可以是万花筒。机长用极其别扭的英文告知我们飞机出现机械故障正在维修时，59G 站了起来，机舱顶部的灯光在衣服上制造出微妙的光流，像一个万花筒。还有些不相称的地方。她第三次找来空姐并要求对方明确告知起飞时间或是否能起飞时，低沉的声音，干净得不像本地人的普通话，那是刷锅时才会出现的频率。
我在家时几乎每天刷锅。这句话里唯一让我有些拿不准的是「家」。十二天前我告诉父母，我要乘坐凌晨六点的航班从北京回家；现在我又给女友发消息称，我的航班延误了，我恐怕要晚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刷锅这件事发生在两个家中。在北京时我们懒得做饭，几乎都是靠超市里买来的半成品和外卖过活，只有合租室友刚回来的二十多天里，为了向我们展示他疫情期间在家所学（厨艺或某种贤惠度），我们连着开火二十多天，室友负责做饭，我负责刷锅刷碗，女友负责准时出现在桌前，偶尔收拾一下桌面。贵州的家庭结构更普通些，我和父母三人居家，几乎都是母亲在做饭，父亲手艺不佳，最多就是把剩菜回锅并加两个蘸水，我的职责就是出现在桌前（偶尔也会迟到），餐后再刷锅刷碗。
厨房里带着油污的锅碗提供了一种家的连续性。从北京回家当天，父母告知我两间卧室（我自己住的，还有原来姐姐住的）都被远道而来的亲戚征用，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只能睡沙发。这原本是个不错的提议，一个人占据二三十平米的客厅，并在中轴线上入眠，醒睡都不用整理环境，只要腾出一块别人能坐下的地方就好。可由于两岁侄子和四岁侄女的吵闹（他/她们甚至砸断了我那把比他们年纪加起来还大的吉他），或是在床与沙发间不能作出选择的无力，二十多小时未眠的我陷入了归家特有的忧郁中。直到晚饭结束后，母亲勒令我去洗刷碗筷，这种情绪才算告终。我也才算是真的从一个家回到了另一个家。
也并不是一定要进入朝九晚五或是特定的家务节律中才算居家。家务只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感。搬来三人合居的房子前，我和女友两人住在一个单间里，和一只狸花一起分享十四平米的空间。我们看房时选了一两天，这间在二楼，刚退出来，房间看起来比较大，我们当天就订下住了进去。由于我的光敏性偏头疼，我们极少拉开窗帘，不知道日升日落，只用人造月亮（有房间十分之一那么大的吸顶灯）控制光线明暗，一天的长度二十小时至三十小时不等，时间久了就会昼夜颠倒，随后又再次倒回来。在这种日子里，标识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家务：三四天必须用吸尘器清理一下地面，不然我俩掉的头发会被猫带到家的每一个角落；一周左右要整理一下桌面，女友会把各种要用的东西从抽屉里拿出来并把我的书埋在下面，我要保证毕业论文的各种参考书目触手可及；一两周也要去厨房掸一下灰尘，或者是清理下卫生间的下水孔，居间方每周会差人来打扫公共空间，可是并不算干净，仍是得自己加把劲才能维持家的洁净运作。
59G 第一次说出贵州话是晚上九点，原定起飞时间两小时后。她在同父亲或母亲打电话，声音比用普通话时尖细些，操着九〇后特有的省会普通话，将所有前颌音（并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只是本地方言里常出现各种发声位置在前颌的声音）吞咽到喉舌之间，夹杂一些普通话转制成的方言词汇（「傻子」和「憨包」被合并成「傻包」），以这种优雅的方言操持方式，告知飞机晚点的事情及自己的愤怒。
我的方言和 59G 有些相似。十二年前我们家搬来省会，在市区南部的一个旅游区，面积全市最大，GDP与人均GDP全市垫底，街头经常有苗人在散步，区里的方言也就多少有些苗味，远不及市区脱俗。母亲坚信区里的口音，尤其是她前几年学校所在的古镇一带的口音，同我们老家类似。我一直不能确信这点。从小学开始，我周围的同学（也就是区里的孩子们）都说我的口音同他们差别不大，反倒是初中时见到更多市里的孩子后才发现自己所说的不是省会话，庆幸之余也免不了同老家偶尔来拜访的亲戚相对照，端茶送水间反复模仿客人刚说过的话，又自己说一遍，就此感受到彼此发声方式的微妙差异，还有自己在声音上是个杂种的事实。如果我的口腔再灵活一些，可以自如使用那种更靠前的前颌声，那种几乎是从下巴尖端蹦出来的声音，夹杂着对世界的尖锐看法，那我或许就会多说一些话，或许会为自己拥有一种纯正的口音而骄傲，至少不必在对话中途换成普通话，假装自己一句方言都不会说。
口音的私人地缘学绝非我的专利，我猜测60F，也就是坐在我旁边的女人，同样深受其扰。我原本可能成为60F。我落座时发现一个中年女人占据了我原本的位置，60G，猜测是她看错了指示，径直坐在她左手边的 60F 上。她神情有些不安，跨过我看向 60E，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孩。中年女人问我能否同她调换座位，她想和女儿坐在一起。这样最好，她得到了女儿，我得到了G，两全齐美。后来她按住女儿的手，不许她打开飞机上的娱乐系统（A330的机载系统十分先进，大概是安卓系统的修改版本，可以自行选播电影或是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并表示这对眼睛不好。我猜测她是个北京虎妈（一种在北京的外地家长中常见的教育方式，且母亲的普通话没有孩子那么标准），趁着假期带孩子来贵州探亲（疫情期间谁会拖家带口来贵州旅游，若是贵州人去北京旅游，那孩子又显得太不兴奋了），家应该在省会或某个地级市，总之不太可能是县镇，不然来机场路途极远，会显得更疲倦一些。
可这些都只是旁证，决定性的证据是那句谈论眼睛的话，包括了翘舌音与后鼻音，还有一个发声位置极其靠前的「对」字，多种难以处理的音节杂合在一起，这显然超出了一个试图控制女儿的母亲所能下意识处理的范围，于是她错过了第一个翘舌，发得不够重，句中又发出了那种要特意遮掩自己西南边陲人身份的咬舌音（这也是一种少见的说法，不过的确有大量西南人，尤其是小时候未接受过较好的普通话教育的人，在试图掩盖自己对平翘舌区分的无力时，将发出一种牙齿几乎咬着舌头的翘舌音），还始终带着一点点微妙的前颌音（江浙一带人说普通话的发声位置也比较靠前，可是总的来说比较接近上颌，这导致了一些「刻薄程度」上的微妙差异），这一切——尤其是和她女儿标准的首都普通话相比——都暴露了她的出处，还有她试图遮盖这种出处的愿望。
我的父母极少为口音问题所扰。一方面是作为人民教师，尤其是和学校里不同区县的老师相比，他们的普通话大概算是出类拔萃或至少较为标准的那类，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原本就在不同的村镇长大，男女不同，发声方式也就大有差别。相较来说，母亲的早年生活会更顺利一些，教师家庭出身，家中也有钱供养兄弟姊妹读书，可是这并未反映到口音上，母亲的老家的口音算是一种将前颌音发扬到极致的品类，几乎所有的声音都会通过前颌发出，并在离开嘴后向上窜动，在吵架或发怒时尤其显得尖刻。父亲经常就此念叨母亲，操着自己三省交界处（那地方在一个河谷里，夏天气候有些微妙地接近热带）习得的圆润腔调，让她说话冷静些。每到这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生气时的样子，声音往往越来越靠前，一点点从电视台上学来的各种口音（江浙的、台湾的、东北的或不太标准的北京的）变成父亲随后又变成母亲，话音传入自己耳中时就像被自己批评了一般，免不了脸红心跳。
刚搬来这里时，我和父亲两人住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母亲仍在老家工作。放学时我和同学一起走路回家，要直走，经过一片有青蛙的田野和本地最大的公园，然后右转，经过花溪河上的那座大桥。我们在大桥尽头分手。几个朋友家都住在桥的前方，他们偶尔会邀请我到家里做客，我找各种理由拒绝，之后他们又会问能不能到我家做客，我便只能说父亲很严厉，恐怕不能过去。到后来我已习惯了这样的对话，能够坦然说出那个不存在的家的位置，就在父亲学校背面的那个坡道上，的确是个住满了教师的小社区，和我们那个十平米的房间隔着半座青山。那是一种古怪的窘迫感。我在电影里看到过许多窘迫的，和我那时候差不多大的孩子，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养成了那种独特的窘迫，不是经济或是道德上的，也并未面对任何外来的嘲讽或是打击，只是努力装作一个本地人，想要获得那种状态，仿佛一切的关键只是我自己骗了自己，还有与我不断发育的智力并不相衬的谎言水平，使我无法彻底骗过自己。
我们家，十平米到十二平米的那个家，后来经历过多次人员与面积上的变动。老家的表姐放假时来住过一段时间，三个人隔着一个塑料布衣柜，我和父亲睡大一点的床，表姐睡小一点的床。一两个月后母亲终于办好工作调动，新工作在一个本地的「贵族学校」，校区设计用了不少欧式元素，球场上长满了漫过脚踝的真草，楼前有一个长长的坡道，中学生们会从坡顶滑下去，有时就踩着一块刻满名字的旧桌板， 仿若滑草。学校附赠了母亲一套公寓（在职期间可以用），带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小阳台，我们四个人搬了过去，我和姐姐睡阳台（我们在那里看了奥运会，那时候父亲所在学校的初中部开始招生，表姐被劝去报名，最后考上并决定留在省城边缘），父亲和母亲睡卧室，阳台旁边就是电视机，三四米外还有一台家用电脑，上面有用迅雷下了一个多月才下完的《模拟人生》十八合一。
母亲那里的房子显然更大，可我们不能每天跑那么远去上学或上班，于是工作日我们都住在十平米的家里，周末才到更大些的家。不多久父亲的学校也给了他一间屋子，不在山脚下，在校外的山坡上，从学校后门出去或者从大街的某个分岔步上缓坡，一幢三层的小楼中的一间。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整理了上一个屋主留下的布隔断，把房间分成三部分：客厅（五六平米，摆着电视、茶几和家用电脑）、父母的卧室（一张床和一个布衣柜）和我们的双人床（姐姐在上铺我在下铺，她在上铺找到了一张陈旧的数学报，问我无穷个数和无穷个单数哪个更多）。这是一种新的体制，母亲仍睡在遥远的学校公寓里，只是周末我们不再上去，而是由父亲负责，开着他的 QQ 车，摇晃着经过那段不太平坦的路面，将母亲带回家里。
我花了许多时间观察 59G 与 60F。倒不是因为她们更有趣，只是相比那些我看不到或活动幅度很小的人来说，她们靠着自己的行动，显而易见地占据了更多画幅。可我周围还有 60I 和 60J，一对寡言的中年夫妇；60D，一开始以为是一个普通男人，后来意识到和 EF 是一家；59G，亚光钢丝球；59I 和 59J，两个一百五十斤左右的女性，惊讶于机载系统的丰富性并坚持玩了三个小时消消乐；59F，一般西装男，不见正脸也从未说话；58I 和 58J，穿着情侣装的年轻夫妇，将自己的孩子藏得很好，导致我一直未能找到忽远忽近的婴儿哭声之源，下飞机时才看见他/她躺在母亲怀中。
我在机场候机时看完了一本小说，在飞机上等待维修时又看了一本网球评论集。与 59G 不同，我能忍受各种形式的等待，只要我手头的 Kindle 还有剩余电量，只要所有这些人还在我周围坐着活动、小声喧哗。飞机延误的第三小时，有人开始咨询改签的事项。空姐起初承诺可以免费改到明天中午十一点的航班，只是需要旅客自行解决住宿问题；随着人数变多，也就改口称可以免费改到明天任何一班，只是要确定改签时还有余票，且自行解决住宿问题。越发闪烁的口吻激起了许多ABCDEFG的不满（59G 就是在这时站起来质问空姐究竟何时能够起飞），坐在我身后几排，也就是 64 或 65 排的年轻男性，暗红色T恤，黑色长裤，戴着一顶他并没有戴着的帽子（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感觉，当我回忆这位男性时，我不断想起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不是具体的某顶，只是一种黑色鸭舌帽的理型——可我知道他并没有戴这样一顶帽子），拉着自己二十四寸左右的拉杆箱（二十四寸是显示器常见的尺寸，比二十六寸好辨认得多）准备离开。这可能是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因为我发现他并未真的离开，可能在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里，他经过了我三次，出去、回来、出去（我很想玩一个文字上的把戏说这三次是出去、回来、回来或出去、出去、回来，暗示这位男士有着和他帽子相衬的移动魔法，可是我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只是把它藏在括号里，我更希望所有这些括号都变成脚注，不过这会制造杂志排版上的困难）。
不论周围的人如何埋怨（这一定是埋怨而非愤怒，我们很容易在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义愤填膺的氛围，可这毕竟是飞机，所有人都搞不懂的玩意儿，没有那种可以简单怪罪的对象——「都是因为机长的普通话不标准所以飞机才决定自己坏掉罢工抗议」——因此埋怨更像是自责，包含着一种「我尚未找到可以怪罪的人不过肯定有这么一个人要是我再敏锐一点就一定能找到他/她」的情绪），由于空姐借了我一根数据线让我得以打开手机回复几条消息（当然都是包括飞机延误或颈椎疼痛的），我没有立场不满，只是幻想这样下去闹可能会导致飞机没有完全修好（或者一路修到天亮，这种可能太枯燥了，我不愿想象自己一整夜看完了七八本小说的样子），我们在中途的某个地方坠落，那时候我的母亲会后悔为何把我送上这个航班，如果她有心的话就会检查我的 Ulysses 中的文件夹，发现那里面还有五六篇没完成的论文（有的写了一半，有的只有个开头，有的打好了大纲就耗尽了所有情绪）和十多篇没写完的小说（包括一个由数学家选择每期彩票号码的国家里彩民们疯狂学习抽象代数并钻研该数学家关于无穷的思考以找到彩票号码的故事和一个人类学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老家院子里住着最后和竹子结婚的故事）。
这肯定不是个死亡的好时间。我十八岁那年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够了，我不是天才，无法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可以随时去死。后来我想法变了，发现自己还可以多少做一些，毕竟那么多无聊的人都出了自己的论集甚至全集，我也值得拥有一个百来页的小册子，此时唯一的问题就是我要何时才能达到那种可以安心赴死（容许飞机发生意外让我消失并让他人为此消失感到遗憾）的程度，或者说，我的母亲何时才会意识到我留下的这些残稿其实都可以变成很好的东西，至少映射了我大脑结构的某些部分，只要有人真的明白它们的意思。
一年多后，父亲的亮黄色 QQ 车开到了另一个坡道上，离学校远一些，离母亲的公寓近一些，那是我们的新家，拖延了半年后才交房。父母尽可能快速地将家里装修了一番，没什么钱所以一切从简。整个屋里最花哨的就是我和姐姐的衣柜，父亲认识了一个做衣柜门的厂家，可以在玻璃拉门上印出各种图案，我忘了自己选的什么（要是再大一些我肯定会印沙耶或是「遥仰凰华」里那个蓝发女生，一个数学天才，不过那时我太小了，我的选择和我的人生并未发生关联），可我的确记得姐姐的选择，一张仰拍的摩天轮，色调靛青，有些非主流感。我的房间比姐姐大一些，父母也因此在我房间里堆了更多杂物（家长送的茅台酒或是过季的旧衣服）。由于父亲和姐姐都有晚自习，我常常一个人回家，躲在书房玩网游或者用父亲旧手机上的模拟器（JAVA编写，意外地流畅）玩GBA游戏。
我上初中后，父亲要接送的人又加上了我一个。我也是费力考进父亲那个学校的，它也把自己叫做精英学校，可是我和姐姐并不相信这一点。周一早上，我们坐在QQ车的后排摇摇晃晃下到坡道底部，开往区中心的大街，在桥头母亲会下车并在那里乘巴士前往学校（她换了一份工作，转到一所公立学校了），我和姐姐则会躲在后排，以不同幅度缩起自己的身子（两个人在一起还好，后来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往往会滑到底部，只有头顶达到车窗的高度），免得让外面的同学看见我们是教师子弟。姐姐那时有个很好的朋友住在我们对面小区，有时候我们一起坐街上打到的三轮回家，三轮车听说要爬到那个坡道上，都会漫天要价，只有姐姐的那个朋友能把价钱砍下来（姐姐也学着吆喝过几句，不过在我看来那只是虚张声势）。这情况也没持续很久。初三结束后，姐姐不愿在同父母分开，决定回老家去读高中。某天夜里我不愿再睡那个大一些的卧室，就搬到姐姐原来住的小卧室里，一直睡到现在。而我原来睡过的那间大屋子就只常住过表弟一个人。他也来这里念书，从初一一直念到高三毕业，前面两三年睡我原来的屋子，待我去另一个区读高中并住校后，他就提出要搬到外面的一个小屋子里住，说是离学校近一些，实则是想逃避我的父母的管教。无论如何，姐姐离开之后的五六年里，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我们一家三个人，而我去外区念高中的行为让这个数字进一步减少到二。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
夜里十点，飞机检修的第三个钟头，空姐在广播里通知说问题已排除，只要塔台给予时间就可起飞。周围响起了阵阵欢呼，《天空之城》就从前排传来，声音微弱，低沉得有点飘忽，或许是一直未说话的 59F 在哼唱，他是北京人，西装革履来到这里参加某个会议，关于互联网销售的未来或是私域流量中的大数据应用，听了各种废话后结束了会议，在返乡的航班上正襟危坐，假装自己已是个成熟的上班族，而不再是五六年前的那个文艺青年。我只是这么想象。如果关于 59F 的设想是真的，那么我可以解开安全带（或就这样拖着它，因为它对我来说太松了），让身体前倾一些，凑到他右后方，告诉他我们都是要归家的旅人（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个航班上注定有一部分人是北京来此出差或旅行的），只是我无法唱出这首歌后面的部分，我是说，此刻的我，在故乡的夜里。
去年夏天，我和女友在十四平米的家中放了两百遍或三百遍《天空之城》。我们在一起时，在北京时，能意识到身处异乡这件事。「忽明忽暗」也是真的。两个赤裸裸地跑到首都的旅人，不论以何种身份（学生，或是赋闲在家的废宅）都无法获取稳定的电压，彼此相看四目交错，总是闪烁不停，忽明忽暗。两百遍或者三百遍里，一定有某个时刻，她向我提起了这件事情，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大正常，就是说，似乎情侣们，尤其是学校里的情侣们，很少会这么快就住到一起。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仅仅是说，住到一起之后，由于不得不彼此适应生活习惯并分配各种家务（甚至包括为了我的光敏性偏头疼而不得不依靠家务感知时间这件事），我们获得了太多日常而缺少了一些，日常之外的东西。
59I 和 59J 明白这个道理。她们说要去北京参加一场培训，听起来不像是公费培训（一个公司里同时一对双胞胎女职员且被分派到一起去培训的概率大概只比两人是消消乐世界冠军的概率高一些），或许就是某种职业培训（她们提到听说老师很严厉，不知道能不能跑出去玩，一般的会议或学习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类似微商大会或者是参与了什么公司的分店项目（奶茶、炸鸡或是火锅），要去学习相关知识（培训费和开店的钱部分是父母提供的，部分是前几年上班攒的，可能还找亲戚借了一些，这就解释了为何姐妹两人会一起出行）。在这段谈话结束前（老实说我没有特别仔细听，她们说话的声音固然吸引了我的主义，可是我转头过去时却发现屏幕上消消乐已进入到相当复杂的关卡中，她飞速地在屏幕上滑动自己的手指，限制她通关的大概已不是她的身体而是机载系统上这块算不上太灵敏的触屏），59J 问 59I，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留在北京吗？你不要搞错了，开会是开会，过日子是过日子，59J 盯着屏幕，没有转头。
在家的十几天里，我逐渐意识到这是种家族遗传。去年开春时父亲来电问我是否应该再买一套房子，列举了许多理由，例如想把公积金都拿出来用上，或是买个新的好在之后卖掉旧的供我出国读博。我建议他们不要买，因为省会的房市并不健康，老的那套房子多半卖不出去。可这就是随口提的建议。父亲还是决定买下这套房，一天下午，他喝了些酒所以不能开车，于是就打车去学校，路上告诉出租车司机自己买了新房，司机就问是不是XXX小区，他说就是，司机说我就知道，这两年你这岁数的人要买房都是去那边了，就是想改善一下生活品质。父亲转述这段话时哈哈大笑（一位曾在父亲班上就读的堂姐曾向我转述这种笑，她说父亲总是说许多不好笑的笑话，说完后哈哈大笑，学生们不觉得笑话好笑，只是被父亲的笑惹得笑起来），我明白这才是他真实的想法，和七八年前买那辆白色的城市越野一样，和三四年前他重又开始在阳台养花（我们老家的小阳台上种了许多花，几株牵牛尤其茂盛）并学着冲茶泡茶一样，只是作为一种中年人，一所好学校的中层干部，想要活得更优雅、更像一个本地人。
之后就是装修，从去年七八月交房开始，找装修公司和设计师，为了省钱没有采用全包所以还得经常去现场盯着各种类型的施工队，看着房子一点点从地里长出来（这不是比喻，这间一百多平的两层新屋送了前后两个花园和一个几十平米的地下室，四五米挑高，父亲决定把它隔成两层，也就是做成一个四层的屋子），这一定是他们这一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为此我曾向女友发消息说，家里这对中年男女目前对我兴趣不大，一心扑在装修上，他们现在甚至已能和旧屋中的蟑螂和谐共处），每次回家我就会乘父亲的白色越野到屋里去，看看他们的最新进展，可能所有我不在时的日常，所有有意义的属于家而非工作场所的时间，眼下都变成了大理石地板、膨胀螺栓、超六类线和美缝剂。这就是家庭生活的全部技巧，一心一意地投入日常，如果哪里出现了空缺，就去制造一个事件，将其转变为新的日常。
在家的最后一天早晨，也就是今天早晨，母亲拉着我去新居测试路由器信号，看我设置的网络结构能不能覆盖这个四层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我十分钟就测完了，准备离开这里，可母亲在和工人（旁边应该还有一个工头）聊天时发现了两个大问题：隔断出的那一层有一个客房，它的门过矮了，应该做高一些免得撞到头；煤气管线忘记从户外后花园穿到室内，屋内加装的暖气和煤气灶可能无法同时运作。母亲在同各种人打电话，尝试解决问题，声音越来越高，我仿佛听见父亲在对母亲的腔调发表评论（之后见面时他确实说了类似的话，不过此刻他在开会，不在建筑工地，这一定是我的错觉）。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离开了这里，回家吃午饭。家里当然没有什么菜，我提议说，我们可以点外卖，母亲同意了，我们就一起坐在餐桌上吃半小时后送上门的羊肉粉。
母亲问我在北京吃些什么，我支支吾吾地说偶尔做饭，或是抄一些半成品的菜，没空或者懒的时候就吃外卖多一些。此后是一些关于外卖不健康的评论。我指出今天点的这份羊肉粉很好，这是本地（我是指区里）第一家汤和料分离的羊肉粉外送，所以可以保持粉的嚼劲，母亲表示赞同，并且说其实不是很复杂的设计，只是之前大家都没想到，还有你可以再劝劝小周（也就是女友），让她多复习一下争取一次考上，你以后多半是要出国读博的（我导师的确这样考虑，并且执意要我去美国或英国，情况不好的话法德亦可，可我其实更想去荷兰或者日本，更轻松一些），人生轨迹万一对不上就不好了。我告诉母亲（此时我已经吃完了额外加的卤蛋，粉也吃了大半，正准备开始喝汤，所以是个说严肃话题的好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彼此拖累，或许只是一种特定的机缘。机缘是机缘，机会也要把握啊。机缘不是机会，机缘是这样的，比如老爹要来这边教书，为了给我更好的教育环境，这就是机缘，我没得选择，只能跟在他后面。这也是他给你争取的机会。对我来说没多大区别，我想得很清楚（一种虚张声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努力的唯一原因就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去适应别人的人生轨迹，不会莫名其妙像个火车一样，奔着终点就去了。可能会后悔。那也是没办法，想开一点就好，随波逐流，这也就是种生活方式。母亲没有再说话。我们坐在桌前一起喝汤。
飞机刚一起飞，我就从书包里取出蒸汽眼罩（一月我们返乡时带到家里，二月回北京时用了一个，剩下的我放在卧室梳妆台上——一个黑色铁架子，我买了桌布和墙布做了些装饰，补上几个盒子和一个带LED灯的化妆镜就算告成——这次来时她又塞回我包里），准备好好睡一觉。
夜班飞机正朝北去，三维空间和二维空间的视觉效果不大一样，所以在平面地图上看起来，这条理论上笔直的航线将会往西偏一些，成为一条弧线。我在这条弧线的正中处醒过一次，一点或一点半时，59G 睡着了，发出阵阵鼾声，60DEF 一家三口都醒着，母亲在看电影，女儿看着父亲，父亲看着椅子靠背，59I 面前的屏幕上是航行的路线图，上面标识出了我们所在的位置。
我不知道前面将有怎样的日子在等待自己，或许漫长、乏味、无始无终，或许昼与夜只是交替，不分颜色、不分声音，也找不到意义。我没有在想这些事情，这些从书上看来的文段，「时间本身已成为痛楚」。还醒着的几分钟里，我越过 60I 和 60J 低垂的头看向窗外，意识到自己活在夜间航班上，活在平流层中。一段时间后，我会到达终点，抵达家中。可事情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我仍旧没有什么可以给别人的东西，只能把自己的生活交给那些确实处在我生活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