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绅士J·B·沃德（J.B.Ward）出版了一本23页的小册子，题名《比尔文件》（The Beale Papers）。册子一共包含了三份密码以及一份关于密码的故事，作者称，1822年初，一位名叫托马斯·J·比尔（Thomas J. Beale）顾客来到林奇堡的华盛顿旅馆，给旅馆主人留下了一个上锁的盒子。几个月后，旅馆主人收到比尔的来信，要求将这盒子保管十年，并称其中包含着难以理解的密文，若十年后还未有人来领取，比尔的朋友则会将密文钥匙邮寄给店主。
1832年，店主仍未收到密钥。1845年，店主终于打开了盒子，其中存着三份密码与两封信件，信中写到，比尔和他的伙伴们在1817年偶然发现了一个金矿，并在当地部落的协助下挖掘了一年半，最终将积累的黄金转移到的弗吉尼亚的某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亲人们无法获得这些财富，比尔受命寻找一位绝对可靠的人士，并将密文托管给他，再将密钥托管给另一人。根据信件的描述，三份密文分别对应：宝藏的位置、宝藏的内容与亲属的名单。
从表面来看，《比尔密码》的三份密文就是一连串的数字，似乎很难找到破解的方法。到1862年时，年过古稀的店主仍未破解开密码，他便将密码交给了小册子的作者。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位作者终于找到了第二份密码的钥匙：《独立宣言》。如果将第二份密文中的数字对应到《独立宣言》中，每十个词标上一个号码，如数字73代表第730个词（hold）的首字母（h），那么整篇密文就可以翻译如下：「我在贝得福郡那边……一个离地表两米深的坑道或洞穴……储存了包括一千零一十四磅黄金和三千八百一十二磅白银……」
不幸的是，这也是至今为止解码《比尔文件》的全部进展。过去的近两百年里，无数密码分析家与黄金猎人尝试破解第一和第三份密码，可此类书稿密码（book cipher）的编码者有着极大的优势，若是找不到对应的密钥，几乎不可能破解。因此，文件中所称的三千多磅黄金至今埋藏地底，不见天日。在历史上，《比尔文件》般的无解之谜不在少数，可绝大多数的密码都并没有如此强力，也就总有被破解的可能。甚至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密码在设计出来时，就是为了等待被破解的那一刻。
无论东西方，保持的秘密最原始方式都是「藏匿」而非「加密」。古希腊语中的「隐匿法」（staganography）意味着掩藏信息的存在，而「密码法」（cryptography）则意味着隐藏信息背后的意义。「隐匿法」的著名用例出自希斯泰尤斯（Histaiaues），为了向远方的人传递造反的信息，他将信差的头发剃光，将信息写在信差头皮上，待信差的头发长出来后再让他去传令。这样只要收信人将信差的头发剃光，即可看到信息，路上的士兵则无从发现信差的问题。可若是信息有极大概率被拦截，或是信息必须要公开，那双方亦可以选择「密码法」，只隐藏信息的意义，而不隐藏信息本身。
密码法的应用相当广泛，可其最重要的用例，仍是在军事领域。无论是斯巴达的密码棒还是几乎与凯撒齐名的凯撒密码（Caesar cipher）——按照字母表的顺序，将所有字母向前或向后平移N位——加密与解密技术几乎参与到了所有重要的战争中。可并非所有的密码都被用在相互毁灭之上。和《比尔文件》几乎同时，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正处在禁欲的维多利亚时期。无法通过公开甚至难以透过信件相互表达爱意的青年们，便会在报纸的个人启事区刊登加密的信息给对方。这些被称为「相思专栏」（agony columns）的栏目是那个时代的密码学家们茶余饭后的乐趣来源。
作为计算机之父，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时期成就最大的密码研究者之一，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不仅破译了一度被认为无解的维吉尼亚密码法（Vigenère cipher），而且还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阅读并破译报纸上的加密启事。某次，巴贝奇的朋友惠斯顿爵士破解了一位牛津学生刊登再《泰晤士报》上的启事，其内容是希望爱人与自己一同私奔。爵士按耐不住，用同样的密码加密了一段信息，刊载在报纸上，劝告这对情侣不要履行这项计划。过了几天，爵士等来了一份明文的回应启事，女方写到：「亲爱的查理，不要再写了。我们的密码被发现了。」
查理与这位不知名的女性的故事就是密码法最生动的应用：对收发信息的双方来说，信息本身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甚至不能被外人所知晓，可是他们无法保障信息不被外人所拦截或查看，因此，他们只能选择在公开信息的同时隐藏信息背后的意义。与此同时，对于试图拦截或试图了解收发双方动向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无关的第三方来说，且不论信息的价值几何，光是密码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足够吸引人的眼球。因此，除去一战与二战这类大规模战争引发的加密技术的狂飙突进，在更广的社会环境中，密码的流行一定源于大规模远程通讯（电话、电报、网络）的流行。
不要忘记，在希腊的记载中，隐匿法与密码法相伴而行。可如今，谈论隐匿的人越来越少，谈论密码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并不奇怪。隐匿总是要求物理特性的支持——人的头皮与头发，家门口邮筒中的空隙，夜色下的黑色连身衣——要藏起某些东西，就需要另一些东西的遮挡，而在虚拟空间中，如果不掌握代码，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此类庇护所。因此，正是直白易懂的物理世界的衰弱，使隐匿法逐渐消失。如果整个社会的运作越来越离开物理世界，社会互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非直面（face-to-face）的环境中，人们就越来越难拥有隐匿之处，而必须寻求不同的加密方式的庇佑。
不仅如此，我们从未忘记，虚拟世界乃是由他人所创造的世界。我们相信物理世界中总有无法被洞察到的角落——除非确有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可我们无法相信虚拟世界中能有一方净土。在由他人创造的世界中，我们总担心存在着过多的监控者，担心世界的建造者比我们所设想的更了解我们。我们发现，自己越是生活在虚实交替的世界里，我们就越需要密码。与所有的技术狂想不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或是所谓「元宇宙」从来不是人类的应许之地，至少，与它所宣称的自由与美好相伴的，是一种无处隐匿，而必须加密的生活。
为了保护自我，为了保护他人，甚至是为了保护未必值得保护的信息，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密码与秘密，与之相伴的则是陌生人窥探这些秘密的不懈努力。探索《比尔文件》二十余年后，那位匿名的作者终于意识到，无论在贝德福那边存储着什么，眼前一串串密码给人带来的只剩疲倦与痛苦，而脱离这种诱惑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将自己隐匿起来，再将秘密存在的事实公之于众：「我决定把这整件事公开——这是把诱惑推离我身边的最佳办法，同时也将我对莫里斯先生所应负的责任，从肩上卸下。」
本文另有版本将刊载于《时尚先生》2022年5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