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误与失范：过失的社会心理学
在《精神分析引论》开篇，弗洛伊德作出了诸多反驳，也立下了不少要点。然而无论是说明物理、化学与生物学无法解释「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1]，还是指出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而非意识的，抑或是认为「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神经病的重要起因……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2]——所有弗洛伊德明确指出的部分并非其研究的关键所在。从「过失心理学」开始的讲授顺序并非纯粹为了便于听众接受与理解，而是暗示了「精神分析」的基础乃是过失而非规范，这即是说，精神分析之根本是一种理解方式的变化：时代精神与人类灵魂不再能够通过一种规范被完整发现，而只能在过失之中勾画边界。
暂时放下这一问题，回到弗洛伊德的论述中，他要求我们关注「过失」，那些「暂时的、不重要的，而在生活上没有重大意义的动作」[3]。「过失」意义的轻微源于我们对过失的理解，我们倾向于用生理的（循环系统的疾病和失调）与心理的（兴奋、疲劳、烦恼）原因解释过失的发生，将过失理解为正常行为的一种偶发偏离。然而这些原因并不能解释「在许多可能的错误之中，唯独发生这个特殊的错误（的原因）」[4]。弗洛伊德首先关注了舌误的问题，并根据梅格林和迈尔的研究，将舌误的错乱区分为「倒置」「预现」「语音持续」「混合」「替代」五种，对五种舌误的分析可以初步表明，「舌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5]。对案例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舌误由一种普遍的心理过程构成，其中不同的「意向」（intension）或「倾向」（tendency）相互冲突，或是一个意向排斥了另一个意向，或是两者构成了混合。[6]这不同的意向可以基本区分为「牵制的」与「被牵制的」两种：「说话者决意不将观念发表而为语言，错了话；换句话说，那不许发表的倾向乃起而反抗说话者的意志，或者改变他所允许的意向的表示；或者与它混合起来，或意取而代之，而使自己得到发表。这就是舌误的机制。」[7]
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包括舌误在内的诸多「过失」中。正是在对「过失」的分析、追问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精神分析的雏形：「我们必须问那说话者为什么有此错误，问他能否予以解释。若没有这样问，他也许轻轻放过而不想寻求解释。但一经查问之后，他就将他所想到的第一个念头说出来。」[8]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同时指出了这一雏形中隐含的「剧场」关系，其中询问者/医生仿佛是法官，而回答者/患者则需要讲述、回忆、分析自己的「罪过」。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种法官与罪犯的比喻有待修正，目前的提出只是作为「暂时和解的基础」，使读者理解询问者/医生对于回答者/患者的不断追问，然而这也揭示了精神分析中一种基本的困难：法官的审理构成了一种暴力的潜能，罪犯难以逃脱，只能忏悔。自然，这种关系暂时的出现有其必要性，通过案例分析，弗洛伊德已经证明，大部分患者并不能意识到自己过失的意义，甚至当他人指出时，一开始也会矢口否认。证明这一意义确实存在而非医生所虚构的关键证据有二：其一是患者后发的承认；其二则是大量重复和混合的过失，「错误而至于重复，可见它必有用意，而不是事出无因」。因此，只有通过一种「询问」的权力的运用，医生才能将过失的意义从「预兆」或是「无意义的琐事」之中剥离出来，从而构成分析的基础。
弗洛伊德进一步区分了「心理行动」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包括起源于身体或物质变化的心理现象，后者则直接起源于他种心理过程，是「重要性、意向、倾向及一系列心理过程中的一种」[9]，「过失」则属于一种存在意义的行动。然而仅仅区分或描写不同的心理形象并不足以达成目的，弗洛伊德希望「对心理现象作一种动的解释（a dynamic conception）」，将现象看作是「心力争衡的结果，是向着某一目标进行的意向的表示，这些意向有的互相结合，有的互相对抗。」在这种解释中，心灵是不同意向相互对抗的场所，不同意向间则构成了一种力的或经济学的关系，遗忘、舌误、笔误等等过失的关键便在于反牵制的力战胜了牵制的力。不仅如此过失还构成了一种「巧妙」的手段，正是通过过失，人们释放了那些无法公开宣示的意向，既避免了他人的谴责，也缓解了意向之间冲突的紧张。[10]
弗洛伊德对「过失」的态度迫使我们想起涂尔干及其「失范」问题。在《自杀论》对「失范」的分析中，涂尔干发现了现代的二重性——社会是个人的，个人也是社会的——现代人必须通过对自身的限制才能塑造完整的自我，可是多重的多样的世界的存在恰恰意味着现代自我必须在对单一的「现实」的不断超越中才能发现自身。不仅如此，循着某种发生学的逻辑，涂尔干强调了现代对人的限制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人的影响。在这里，由于社会/规范/限制的缺席，「无限的欲望像一种道德差别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11]，实际上，无论是集体欢腾与社会缺席都是一种超越界限的「反常」状态，正是在这种反常中，也必须在这种反常中，社会才得以呈现自身，区别只是前者呈现为一种生理，而后者却被理解为一种病理。限制的强化带来了「反常」的强化，客体的压抑最终构造出了主体欲望的释放，这也正是精神分析开始的基础，过失的本质并非心理学的，而是社会心理学的，能够洞察现代之灵魂的已不再是社会/规范/限制，而恰恰是其缺席时的症候。
夜梦与昼梦：检查、象征与梦的工作
确立了理解的基本图景后，精神分析可以继续纵向延伸，由于其特殊性质——既作为一种神经病的症候而存在，又保留于健康的人身上——「梦」成为了弗洛伊德进一步论述的对象。相较于过失，梦更强烈地体现了意义的缺乏，大多数现代人对梦的理解也分化为两个极端：相信梦是一种「彩券」，或是将梦当作一种纯粹的物理刺激的结果。对弗洛伊德而言，上述两种态度甚至不如古代的「详梦术」，因为对梦的解释既不是为了预测也不是为了回顾，而是为了「解释」，要「揭示其隐藏的意义」。[12]
对梦的意义的诠释奠基于睡眠的功能之上，睡眠在其生物学目的外还存在着心理学目的，即「停止对于外界的兴趣」，「我们本不愿入世，因而和人世的关系，只好有时隔断，才可忍受」[13]。然而倘若睡眠的心理功能的确是一种「阻隔」，那梦似乎破坏了这一功能，要将人拉回到与世界的关系中——梦能够反映睡眠中所受的刺激，梦的内容也常与膀胱的膨胀或生殖器的兴奋有关[14]，这似乎证明梦正在睡眠的反面。不过这一假设忽略了梦的起源问题，「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言，梦是否可归之于躯体的剌激，没有证明的可能；只有少数的梦，才使我们怀疑其起源与体内的剌激有关，其他大多数的梦未必尽然」，不仅如此，刺激也无法解释梦的全部内容，[15]因此梦的内容成为了解释的焦点。
在最基础的层面分析梦的内容将发现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梦对于刺激多「化简为繁，义外生义，并以他物替代」，其二则是以视像为绝对主导。然而两项特征仍旧不足，需要有力的方法强化对梦的分析，弗洛伊德于是提出了「自由联想法」[16]，这一方法要求患者「将原来的观念留在心头，任意想去……（并且）需要一种特殊的不同于反省的注意，反省是我们要排除的」。然而「自由联想法」并不自由，事实上，「联想受重要的心绪的严格控制……这正与那些引起过失和所谓偶然动作的倾向是一样的」，正是为了呈现这种控制的效果，才要求患者「任意想去」。[17]在理想化的状况中，通过自由联想，患者与医生可以发现联想所依附的刺激及「没有意识到的含有强烈的情感价值的思想和兴趣」，最终清除梦对观念的工作，推测潜伏在背后的「原念」。
梦的表层与里层（「原念」）被区分为梦的「显意」（the manifest dream-content）与梦的「隐意」（the latent dream-thought），前者是后者的一种化装，也是一种代表，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18]针对儿童的梦的观察进一步揭示出，化装并非梦的主要属性[19]，梦的核心是一种梦的工作（dream-work），其目的乃是实现一种满足，使隐意「通过化装将愿望译为经验」[20]，这一过程中则存在着牵制与被牵制两种倾向，梦与过失都是两者调解的结果。然而化装乃是梦的工作的关键，事实上，无论是自由联想法实施中的抗力（aresistance）还是梦本身的化装，均是梦的检查作用的结果，后者会与睡眠中的「自我神圣主义」（sacro egoismo）相对抗，压抑自我对快乐无限制的追求。
在检查作用外，梦的工作的另一因素是「象征作用」。象征源于一种「原始语言」（祖辈的经验），大多与性的经验相关，在文学作品、民间谚语中即有广泛流传。检查与象征两者共存，前者乐于利用后者，两者的「共同目的是使梦变得奇异而难解」。[21]两种作用结合下，梦的工作达成了三种成就：其一是压缩，即将复杂的显梦转换为「缩写体」似的隐梦；其二是移置作用（displacement），即进行「暗喻」或是转移梦的重心；其三是则是将思想变为视象（visual images）。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工作的这些特征可称为原始的（archaic）。它们依附于语言文字的原始表示方式，其难于了解之处也不亚于原始的语言文字」[22]，这最终呈现为一种「倒退作用」（aregressive process），使人在精神生活上回到童年时期或种族的初期。[23]
倒退作用的出现意味着，童年或种族初期的经验并未被遗忘，而只是被「屏蔽」（screen），借助对梦的工作的了解，医生便可以展开释梦，即推翻梦的工作，从梦的显念中还原出隐念，召回一切被遗忘的经验。[24]无论是阉割情结还是俄狄浦斯情结，精神分析中所大量运用的结构均是一种原始记忆的复现。必须注意到，倒退存在其功能，与过失一样，倒退乃是一种独特的精神过程以绕过、战胜检查，达成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如是区分了不同梦的效果：「儿童的梦是梦者所承认的欲望的公然满足，普通的化装的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隐秘满足，至于焦虑的梦的公式，则为被压抑的欲望的公然满足。」[25]如果说化装的梦是绕过检查，那么焦虑则是倒退与检查之间的直接对抗的结果，检查试图通过焦虑唤醒睡眠者，抵抗睡眠中的欲望。[26]
应当如此理解梦的工作：无论是「过失」还是「梦」，一切反常都是一种个人心理技术，在无意识中消解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力，而症候则是这种消解的失败。连接梦的生活与醒的生活的是在意识之下的部分，也即潜意识，从这里出发，我们将理解梦的工作与神经病的过程之间的相似，并由此入手分析神经病的问题。
场所与经济：精神分析的概念模式
在对神经病进行解释的部分，弗洛伊德选取了精神分析技术积累较多的三种病症——强迫性神经病（the obsessional neurosis）、癔症（hysteria）、创伤性神经病（traumatic neuroses）——进行分析。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表明，这些神经症的病人「都执着（fixed）于其过去的某点，不知道自己如何去求得摆脱，以致与现在及将来都脱离了关系」[27]，且无论是何种神经病症，几乎都涉及到了症候背后的意向及症候与潜意识欲望的关系两项问题。事实上，症候与潜意识间的关系正如同过失、梦与潜意识之关系，不仅其意义总是潜意识的，症候与潜意识之前还存在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28]
在处理潜意识与症候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弗洛伊德使用了一个场所/空间的叙述，串联起了意识、潜意识、症候、检查等等概念：「潜意识的系统可比作一个大前房，在这个前房内，各种精神兴奋都像许多个体，互相拥挤在一起。和前房相毗连的，有一较小的房间，像一个接待室，意识就停留于此。但是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口，有一个人站着，负守门之责，对于各种精神兴奋加以考察，检验，对于那些他不赞同的兴奋，就不许它们进入接待室。」[29]来自「自我本能」的检查作用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阻止潜意识中的欲望（尤其是性的欲望）实现，因此症候成为了一种效果：「病人想用症候来达到满足性欲的目的；症候实际上是不能获得的满足的代替物。」[30]
对症候与欲望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需要回答，所谓「自我本能」为何会对欲望进行检查。答案并不复杂，因为文明与个人的成长并不是欲望释放的过程，而是欲望不断压抑的过程，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文明与个人（尤其是文明中的个人，现代布尔乔亚）已经习得了大量的关于性的禁忌，这些禁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压抑作用，也构成了现代「自我本能」的重要部分。因此「自我本能」与「性本能」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发展的「文明」与静止的「身体」之间的冲突。在对象征的考察中，祖先的经验（主要是性的经验）在现代生活中的存在已被证实，同样，在对儿童的分析中，性的地位也远比一般人设想的要高。
因此可以说，神经病发展中的两种危险——停滞和退化（inhibition and regression）——的发生便是要求精神进入原始的状态以与身体的状态相匹配，以摆脱「自我本能」的检查，达成欲望的释放。[31]自然，停滞与倒退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前者依赖于曾经的冲动在精神中留下的「执着」（a fixation）[32]，是一种位置性的概念，后者则是一种叙述的概念。倒行与停滞发生的方式也因人而异，如果个体经验足够，便会回到幼年，如果「到了自己的经验不敷应用的时候，即利用古人所曾有过的幻念。」[33]
对检查作用的澄清有助于我们厘定症候的成因：「第一是性的剥夺这一最普通的条件，第二是里比多的执着（迫使性神经病进入特殊的途径），第三是自我的发展既拒斥了里比多的特殊的激动，于是乃产生矛盾的易感性。」[34]需要认识到，三个要素中较为基础的是里比多本身的执着与性的剥夺（不满足），其中执着是内因，性的剥夺是外因，两者按一定比例构成，必须相结合才能导致症候[35]；相对的，矛盾的易感性（the susceptity to conflict）则是起到一种催化的效果——文明越是发达，用理想的自我（an ego-ideal）衡量自己生活的倾向便会越强[36]，个人便会越发拒斥里比多特殊的激动倾向，从而导致症候。
暂略过精神分析对神经病的治疗问题。弗洛伊德所进行的分析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概念结构，即不同的概念之间究竟构成的是描述性的，位置性（空间性）的，力学的，还是经济学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压抑作用纯粹是一种心理历程，甚至可视为有位置性的历程，所谓位置性，就是指我们所假定的心灵内的空间关系；或者假使这些简陋的概念仍然无助于成立学说，那么我们再换一个说法，就是指关于几种精神系统里的一种心理装置的结构……压抑作用是一种位置的概念，动力的概念，至于退化作用则纯粹是一种叙述的概念。」[37]从退化转向「位置/空间」（房间或是水管的比喻）实际上标志着弗洛伊德自身理论的一种发展，在后者那里，心灵不再是一个黑箱，而是一个向所有感受敞开的场所。正如利科所说：「弗洛伊德主义的发展可以被认作将『心理机制』概念——在一种『即刻自动运转的机器』的意义上——逐步归结为一种场所论的过程，在这个场所论中，空间不再是世界上的一个场所，而是角色和面具发生争论的行动舞台：这个空间将成为编码和解码的场所。」[38]
然而这一场所不仅是空间的，同时也是「经济」的，不同的情感、感知或是灵魂，不仅仅是以一种力学的空间的方式涌入心灵，也是以经济的方式「投入」心灵[39]，并相互对抗。同样需要注意到，作为一个场所/空间的心灵是普遍的，并且正是以癔症为原型：「一种情感状态的构造和癔症很相类似，它们都是记忆的沉淀物。因此，癔症的发作，可比作一种新形成的个体的情感，而常态的情感则可比作一种已成为遗传的普遍的癔症。」以癔症作为原型的心灵模型表达了场所论的关键问题，即「人类无力从通过快乐—不快乐的调整到达现实性原则」[40]——心灵成为场所的那一刻已经向一切历史与现在敞开，心灵不再成为自我存在的证据，而是一个软弱的，记录创伤的仪器。
肉体与客体：创伤、压抑与焦虑
心灵成为场所指向了心灵与身体的重新统一，然而这一统一并非一种前笛卡尔式的统一，恰恰相反，心灵与身体变成了一个具有场所/空间性的「表面」，记录内外各种力量的刻痕。[41]心灵与身体的印刻模式既是力量的，也是经济的，是外部力量超过柔软身体、心灵表面之承载能力的结果：「『创伤的』一词实在不过是这个经济的意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42]
然而这种「创伤」本质上并不源于任何特定的对象、事件[43]，正如珍妮特（Janet）所注意到的那样：「创伤」或是任何神经病，其本身代表着一种「固念」（fixed idea），一种「永久的梦」（permanent dreams），这一经验本身是以印刻的方式存在的（因而是固定的），然而其原因却是偶然的，其症状是孤立、分离和支离破碎的。[44]创伤的固着与成因的偶发指向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与一般的「泛性论」认识不同，精神分析并未将一切都归结于性，弗洛伊德对性的重视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性是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性也是主体之间（或主客体之间）交往的关键之一。换言之，对性的重视的本质上是对主体与世界、历史之间关系，对主体间关系的重视。
因此，《精神分析引论》最后对焦虑、自恋、移情等问题的讨论并非神经病主题的横向拓展，而是对整个现代精神的纵向挖掘。「抽象地说，似可主张症候之所以形成，其目的仅在于逃避焦虑的发展。因此，焦虑在神经病的问题上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45]任何症状的形成都在于逃避焦虑的发展，而焦虑的产生却是源于主客体间关系的障碍，在这里，主体的自我之爱（自恋）总是超越于客体，「自恋乃是普遍的原始的现象，有了这个现象，然后才有对客体的爱(object-love）」[46]。
在常态下，「自我里比多在常态的情况之下，不难转变而成客体里比多，而客体里比多最后又能为自我所收回」，因此不会构成任何问题，然而「假使有一种确定的、很有力的历程，强迫着里比多由客体上撤回，那结果便很不相同了。由此而成为自恋的里比多不再能找到返注于客体的途径；里比多在自由运动上受到障碍，那便不能不病了」[47]——精神的退行与停滞意味着里比多试图完全撤回主体中，这种自我投射的里比多如同涂尔干所描述的「自我指涉」的螺旋一般不断积累，最终将给精神与身体带来不可忍受的压力。在这里，身体是被印刻的载体（癔症尤其体现为一种身体形象的障碍），然而心灵（或潜意识）则不断承受着印刻所带来的疼痛。
应当认识到，里比多由客体之上的撤回本身与客体的膨胀有所关联。弗洛伊德所称的文明的进展相当程度上可理解为齐美尔式的「文化悲剧」问题：随着文明与历史的进程，文化不断积累，世界变得越发复杂，客体记忆（作为结晶的客观文化）的堆积太过庞大，个人已经无法掌握，而主体记忆（主观文化）对客体记忆的恐惧便不断加深，越发复杂的现代精神结构早成了对主观生活流的异化——在齐美尔那里，这一进程强化了限定与流变之间的冲突，在弗洛伊德那里，客体里比多（被比喻「假足的伸出」）的投射就此充满了危险，里比多不得不指向自我以保全自我。
对于客体的这种恐惧将弗洛伊德与涂尔干明确分开，在对图腾的理解中，弗洛伊德看到了图腾的破坏能力，涂尔干却看到了它的凝聚作用——在前者那里，客体具有某种主体无法承受的重量，在后者那里，客体却是维持主体间关系的道具。同样的问题可以延伸到人性二重性问题中：弗洛伊德与涂尔干都支持着一种现代人性的二重性，其中「自我」的二重性本质上是一种身心二分的结构的延展，身体与心灵看似融合为一，实际上身体却总是更为「个人/主体」的，心灵则更为「社会/客体」，两人都希望以后者去统合前者，即以心灵统合身体。[48]
然而必须认识到，弗洛伊德处的身体最集中地承载着症候，而在涂尔干处，身体则是集体欢腾的关键载体——症候与欢腾尽管都属于一种对日常状态的超越，可疼痛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欢愉，对身体的不同期待实际指向了两人理论的关键差异：对于现代之重的化解，涂尔干期待通过分工以重构社会整合，这种整合发生的空间是在「集体心灵的集体表达」；弗洛伊德却是将拯救的重量放到每个个体之上，或是个体间的关系上[49]，整合所发生的空间是「集体心灵的个体表达」，症候即是整合的失败，亦即主体对客体恐惧的表达。
如是我们便得以理解精神分析对移情作用的重视，移情作用的产生意味着主客体（主体与外部）关系的部分重建，借用这一机会，医生可以将不断被压抑的潜意识带到意识之中，使二者相遇于同一场所之内，而意识则始终向世界敞开。应当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灵魂与躯体概括为这样一对关系：其中身体失去了其物质性而成为心灵（尤其是症候）的载体，而心灵则趋向空间性成为不同力量（一是身体的、一是集体的）的斗争场所，躯体与灵魂在这一过程中相互靠近并相互削平，成为自我/主体与社会/客体二重性的承载性平面——于此同时，两者也相互倚靠、相互承载。
在《精神分析引论》的结尾，弗洛伊德指出，所有精神分析的努力「可表达为不同的公式一一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缺失；它们统统是指同一件事」[50]，弗洛伊德并未明确指出这一事是什么，不过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件事乃是一种承受的技术，一种现代英雄般的行径，其目的在于让主体重新向世界与历史，向现在与他人敞开——无论主体的身体上印刻着多少创伤，都应该认识到，「世界是由相同于身体的材料构成的」[51]，应当重新伸出那曾经缩回的手，「向心灵开启非心灵的东西」[52]。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 精神分析引论[M]. 商务印书馆, 1984. P7 ↩︎
同上.P9 ↩︎
同上. P11 ↩︎
同上. P17 ↩︎
同上. P19 ↩︎
同上. P26 ↩︎
同上. P45 ↩︎
同上. P32 ↩︎
同上. P41 ↩︎
同上. P51 ↩︎
迪尔凯姆,冯韵文译.自杀论:社会学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6.p256 ↩︎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 精神分析引论[M]. 商务印书馆, 1984. P61 ↩︎
同上.P62 ↩︎
同上. P68 ↩︎
同上. P69 ↩︎
可参考孙飞宇在《从灵魂到精神》一文中对这一概念的专门讨论。 ↩︎
同上. P78 ↩︎
同上. P89-93 ↩︎
同上. P95 ↩︎
同上.P97 ↩︎
同上. P129 ↩︎
同上. P139 ↩︎
同上. P155 ↩︎
同上. P156 ↩︎
同上. P171 ↩︎
同上. P172 ↩︎
同上. P217 ↩︎
同上. P222 ↩︎
同上. P235 ↩︎
同上. P238 ↩︎
同上. P295 ↩︎
同上. P273 ↩︎
同上. P300 ↩︎
同上. P284 ↩︎
同上. P282 ↩︎
同上. P348 ↩︎
同上. P275 ↩︎
利科.汪堂家等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 [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P57 ↩︎
可参第218页或第125页的投资者的比喻。 ↩︎
利科.汪堂家等译.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 [M]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P85 ↩︎
Ferguson H. Me and My Shadow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Body-Images in Western Society Part Two-The Corporeal Forms of Modernity[J]. Body & society, 1997, 3(4): 1-31. ↩︎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 精神分析引论[M]. 商务印书馆, 1984. P218 ↩︎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 精神分析引论[M]. 商务印书馆, 1984. P333 ↩︎
Janet P. The Mental State of Hystericals ed. Daniel N. Robinson, trans. Caroline Rollin Carson. 1977. P36. ↩︎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 精神分析引论[M]. 商务印书馆, 1984. P327 ↩︎
同上.P337 ↩︎
同上.P342 ↩︎
Narvaez R F. Embodiment, collective memory and time[J]. Body & Society, 2006, 12(3): 51-73. ↩︎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核心是「承受」，涂尔干是「整合」，那么纳入齐美尔、本雅明等理路的对比或许能区分出另一组应对方式：漫游、拾荒、异轨、拼贴。 ↩︎
同上. P354 ↩︎
梅洛-庞蒂,杨大春译. 眼与心[M]. 商务印书馆, 2007.P37 ↩︎
同上.P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