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成绩都不是属我们的。」——《衡水一书》

十三四岁的时候,除了那堆狐朋狗友外,世界上的所有人对我来说都是坏蛋。在所有可能的坏蛋中,最坏的就是学校的校长,一个早已退休却又被返聘,在这所三年后即将关门的初中实施恐怖主义管理的老太太。入学那天,作为一群刚十二岁,从市里所有角落考到这个新建的精英或贵族学校来的初中新生,我们的七十六只右手和四只左手(要到半年后那四个左撇子才被老太太彻底矫正)握着笨重的英雄钢笔或亲戚送的派克钢笔,在八十个黑色封皮的三十二开笔记本上,努力记下老太太的发言:优秀是一种习惯,在场的人都应该保持这种习惯,一个拥有优秀习惯的孩子会自然习得优秀的习惯从而不需要父母老师的监督也能变得更加优秀,一个拥有优秀习惯后来又失去了的孩子必须赶紧找回这种习惯不然就只能在父母老师的监督下才能勉强养成一些极易失去的优秀的习惯……

我们一张张翻动我们手头的纸,直到学校赠送的笔记本不堪其重,我们掏出了备用笔记本,我们从行书换成小楷,在本子空余的角落里继续记录,我们翻出书包里所有的笔记纸草稿纸废纸卫生纸,看着老太太的话一点点陷到纸里变成二维哥斯拉,在半梦半醒间突然站起来咬掉我们的头。一旁的父母握着他们同样写满的本子,在字上面继续叠字,每点五下头就慈祥地或欣喜地担忧地看我们一眼,他们要借老太太的启示划破我们过去十多年里不断交错的关系线,要将我们已溜出会场跑出学校行至大桥头的逃逸线拉到面前,他们是老太太的使徒,他们已编造好了自己的福音,而我们,漫步在个人历史地形上的羔羊,如今也将在家庭唱诗班的初次表演中泪流满面。

我们假装被感化,心里仍记着敌基督的好。校长从不在意这些,她是真正致力于地方教育的老太太。可爱不能消除无知与恐惧。每天七点半的早自习开始我们坐在刻满高中部的男女姓名和各式桃心的木桌前昏昏入睡时,每天九点半晚自习结束我们被赶到两百米周长的小操场上绕圈跑好让唯一一盏射灯打在我们头顶证明我们的争先恐后的努力时,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协调。我们在思考,即便我们是两千多人中选拔出的区之骄子,即便我们所有人都自觉优秀,我们也必须要排名,直到发现谁是优秀的优秀,而谁又是普通的优秀和不入流的优秀。

初中二年级的物理课帮我们解开了这一题。教物理的平头青年教师是母亲的前同事,被校长从一个私立学校挖了过来,同样坚信教育与教学的价值,相信奋斗的重要性。按课程安排,二年级时他必须要讲授关于永动机的知识,据说这一部分原本是高中物理课的内容,后来因为大量初中毕业生都致力于永动机创造,物理专家们才决定把这艰深的内容挪到初中课程中,让所有人知道永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出来的东西。为了突出永动机的荒谬性(怎么会有一个机器可以自由运作却不消耗任何能量呢?),平头青年教师特意向我们介绍了彼时方兴未艾的百度永动机吧,我们在课余和游戏之余前往体验并收集了数十种永动机原型及设计图纸,其中包括一种「六九式」永动机,它能利用六九互为镜像的数字特性持续促动一条履带。

六九式永动机

我们向平头青年讲述了这个设计,我们一起在办公室笑出声——平头青年在笑永动机,我们在笑永动机和那台显示着永动机图片的电脑,上个月平头青年在上面检索色情资讯结果忘了删除历史记录,浏览器里至今还存着他偏爱的关键词——平头青年说这只是一个图形游戏,一个完全不懂物理的人闹出来的笑话,六和九只是两个符号而已,符号交换不产生任何能量,更无法让机器运作。办公室里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声音。我们问平头青年符号是什么。平头青年说他也讲不清楚,但符号不是物质,也不产生能量。所以符号和物质是两个世界,就像外太空和地球?不,外太空和地球都是物质的,符号的性质和外太空不一样,它离我们更远,它不是物理学研究的范畴。我们就这么明白过来,老太太想要的就是一批六九式永动机,我们排名第六,我们排名第九,我们来回交换排名,我们不断运作,我们是整个市内最好的一批学生,我们是六九式永动机驱动的优秀自动机,利用一种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能量保持优秀习惯和优秀的习惯。

两三年后,到我们快毕业了已毕业了毕业后重又从学校墙边爬进来了,到我们已被老太太一气之下称为道德败坏的学生,我们才第一次从网上的评论文章里听说,老太太所引入的这一套管理方式被称为衡水模式,那是穷苦孩子靠自身努力考上好大学的唯一方式,而我们这群羔羊就在圣衡水之路上活活走丢了,是所谓行路未半而中道崩殂,吃了一通大过小过后才勉强被拉回次一级的轨道上。

或许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幻觉,所有人在走在圣衡水之路上,只是有人走得高傲,有人走得卑贱,有人自觉走出直线,有人无意扭成蛇形。我们八十人后来去了不同的学校,大部分留在本校的高中部,小部分去了省里更好的学校。老太太不在这些高中里,高中校长大多是比老太太年轻些的中年男人,他们引入了一样的模式,在同一个学校里,在不同学校间,让我们这群羔羊相互竞争,比拼谁会最先到达这条道路的终点。我们和另一群我们在这条路上赛跑,有时候故意走得歪斜,为了假装自己忘了,可眼前仍有六九式永动机转动,于是就像真的六和九,生活在一个哥德尔空间中,憧憬一种不存在的完备性。

十八岁时我相信只有生活在不完备的世界里才可能产生出未来。我在电视上看到高考工厂,我幻想他/她们生活的枯燥,认为只有偏离轨道才能制造意义。我把文学当成唯一值得追求也需要追赶的东西。我把日程表当作玻璃杯,在愤怒不安焦虑时拿出来摔碎,以为这是生活唯一的可能。我看到那些走直线的人,他/她们来自圣城或其他同圣城相近的地方,他/她们拿出一张日程表的图片,上面排得满满当当,每一门课每一个社团活动每一次以十五分钟为单位的休息时间,用不同的颜色划在那张Excel里,用全部的时间构造虚假的完备性证明。

那些颜色就在我的荧幕上,我反复观摩,无话可说。我仿佛遇见外星生命,它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的语言。我试图嘲讽。我说我知道,这是语言的贫乏,可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在山脚下做题,在马路边做题,在河岸上做题,在桥墩旁做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做题。如果有一天他们创造出了宇宙飞船,他们就可以到月球上做题,在银河系外做题,在宇宙中心做题。通过做题,他们获得了更多的题,终有一天这将填满整个太空,给太空缺乏成熟练习题体系的岁月画上句点。

事实并非如此。我到大学四年级时才见到那张日程表,我早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只是不愿意承认另一种生存形态的合理性,更不愿相信时间竟会独立于行动,不论我们在做什么,它只是等价地流动,捎带着或多或少的意义感。如果有一种他/她们,还有一种我们,那么我们远比他/她们活得辛苦。我们会做哥德尔式的噩梦。我在大学里时不时梦见自己去复读了,在三幢五层楼构成回廊里跑动,有时是为了做人类学田野,研究高中生活,有时又只是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不清周围的声音,焦虑地等着梦醒来。我大学后认识的朋友,此前生活在贵州另一个小地方,他让我叫他一止,他真的复读了一年,排名提高了一大截,从几十名考到前几名,算是了不得的成功,可他比我更常梦见复读,或者说是「又一次复读」,就在每次小考大考或论文死线之前,焦虑到无法入眠,梦里全是一遍遍复读的场景。

或许彻底忘掉那条不停转动的履带就会好一些,一个圣城人告诉我这和抗压能力有关,而抗压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圣城人一直善于自我疏解,他/她们有着真实的信仰,他/她们从北方的不同地区举家前往圣城,那里的教义远比我们严密,不同的概念相互编织,几乎就要变成一个公理系统。

我所见到的所有圣城人都比我们更健康,也更会遗忘。我相信那是圣城人最重要的财产,他/她们生活在一种没有漏洞的数学之中,他/她们信心充沛,要继续当下的挑战。也会有那些小小的问题,可是所有这些都可以被转化为动能——A似乎无法停下她做题的冲动,于是她选择了经济学,那是文科中少数需要做习题的专业,后来她也接了不少家教,为了能每天都能和学生交流题目;X就读于全国最好的中文系,她试图找一个地理家教的活,因为她「高考地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滑铁卢,导致(她)最后只考了五十多名」,她希望弥补这一遗憾;J相信考试可以被拆解为无限个可控的模块,他的高考作文得了五十八分,在一次对外的讲座中,他指出,作文最基础的一个步骤是书写,而书写可以进一步分为十余个模块,包括纸的滑度、厚度、渗墨程度与蹭手程度,还有笔的粗细度、软硬度、出墨均匀性、握感舒适性、阻尼大小、易渗透性等等。

圣城人,那些在圣衡水之路上毫无疑问走得更靠前更稳当的人,迫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原本是能转起来的,作为螺丝钉和履带,在自己的位置上履行自己的责任。可我们被自己毁了,我们生命中的某些部分,或许是在县城街上散步的时刻,或许是坐在电视机前无人管辖的散漫,冲出来抗拒首尾相接的六九式生活。

或许也有一种真正值得向往的生活。我们在大学里遇到过许许多多那样的生活,它们依附在人大附中的学生会长、超级中学实验班的班长或外国语学校保送生身上。同我们不同,他/她们的生活中似乎缺少紧迫与创痛,有的只是指甲刀夹到一点指尖肉的微痛,还有随着 GPA 起起伏伏却总能调整回来的心境。

我初中时一直试图模仿这种神情,不论遇见什么事情,我都要保持稳定的步伐,我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两个月前我最好的朋友从这个门口离开,被老太太要求转到另一所学校,在校门口值班的历史老师说我和父亲一样像个绅士,我或许笑了一下,在回家的路上我要经过三个路口,我会在泥泞的坡道上撞到陌生人并听见咒骂,可是我再过两分钟就能到家,我把车扛进单元门锁在楼道里,我跑到房间里回复了几条信息,一个人翻阅打折买来的全套王小波。

我就这么练习了许多年,直到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绅士。与那些真正活得从容的人相比,我缺乏在事实上消化所有真实的能力,也缺乏遗忘的方法。我执意在他人划好的道路上走得歪歪扭扭,可那也只能证明我的无能为力,证明我只是在忍耐,在承受所有抛到面前的事物与事件。

我,或许也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想要掌握自己生活的人,我们走在圣衡水之路上,有时也走在它下面或上面或左右一旁。我们用尽所有的力气嘲笑这条破败的水泥路,满怀恶意地看着一步步跪拜直到额尖触到圣城的信徒,随后命令自己躺下,让体温与道路同步,看着他/她们踏过自己,只在必要的时候挪动身体。也只在那样的瞬间,我们才愿意承认,其实我们也只是圣城人的一种变体,我们同样走在圣衡水之路上,我们用文学音乐电影理论替换了分数,我们极力遮蔽生活对愿望的依赖,假装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愿望的实现,我们想获得一种纯粹的文学音乐电影理论,一种不必存在却事实上存在的文学音乐电影理论,我们试图取消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紧迫感,可是我们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