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骑车到场地，花了三分钟或五分钟，某个拐弯处，突然想起时间。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已经到了自己无法想象的年纪，甚至不会再想起和这串数字有关的事情如何发生。我可以再数一遍，随后再数一遍。我确信已经过去了六七年，甚至更多一点，七年半。高中第一个学期末，为了参加比赛，或者说，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才能，坐长途火车跑到上海。有人来车站接我，或许没有，是我自己过去。总之在静安寺边上的海友，和同省的大姐住上下铺，考虑到她还带了个弟弟，算是三人同屋。酒店大堂里坐着一个另一个大姐和她的朋友们，据说大姐每年都会在这里招待年轻人，并且开展各种文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到上海的某天晚上，为了证明自己的酒量，在活动区和大姐还有另一个成姓大哥（大哥和大姐之间的关系至今不明，大概有过一些绯闻）一起喝了二十四瓶啤酒，第二天醒来知道大姐喝多了，哭着砸碎了酒瓶，试图割腕。后来听人说大姐的手腕上都是疤痕，因为类似的事情她做过很多。大姐当然不会告诉你具体原因，可要是多喝一些，或者和其他人打听打听，偶尔也能听到「怀才不遇」四个字。大姐一直相信自己有写作才能，并且确实前两年得过奖，可进来似乎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入围都变得困难起来，随着年级的增长，即将和成年人分到一组，似乎得奖的希望更为渺茫。也有人说年龄是次要因素，关键在于大姐的写作本身没有进步，一直停留在原本的水准。这种对于分组和进步的描述，让我第一次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感，似乎自己如果不够努力，很快就会被写作的世界驱逐出去，考虑到所有出现过或一起聊过两句的人中，我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这种风险就显得尤其可怖。不论怎么说，抛开各种争论与顾虑，仿佛是RPG游戏里的NPC，在海友的每个人都要和大姐保持基本的关系，因为所有人的房间都登记着她的电话号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她的手机号和一些额外信息，才能用上酒店内提供的无线网络。对于住在隔壁全季的小隆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他获得了无线网络自由，并且住在房价贵一半的酒店里，他可以自由地宣称大姐的作品很垃圾。小隆不是来参赛，而是替某个编辑当打手，来这里收稿子。稿子之前已经发了部分给他，或许是为了建立联系，或许就是无聊要找点事情做，他和我们每个人聊了聊，我们陆陆续续来到全季的房间里，聊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小隆后来几天也带着我和同屋大姐一起晃悠。他很会吃喝，写的东西也很好，还在尝试摄影。这给了我一些关于上海的记忆，街头面食、馄饨、胶片、闪光灯还有分手。某天夜里，他和前女友闹分手，在酒店微妙的空间构造中相互交错，我早已记不清事情的全部，或许是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前女友拿下了相当有含金量的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我总觉得那个过程有种抽象的文学性。不管怎么说，我很适应那样的生活，做一个未成年人该做的事情：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然后跟在成年人后面。我经常想起小时候家里都是姐姐的状态，我希望以后的人生也能那样。这样说可能有些糟糕，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不想做那些我能做的事情，我只想做必要的事情，或者哥哥姐姐们留给我的事情。我如此憧憬大人们所处的状态，我敢肯定他/她们掌握了另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我不确定这和年龄是否有关，可我的确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小隆和天天姐比我大七岁，他/她们都在做那些我做不到的事情，那么七年之后我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会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事情。我的答案很单纯，我希望自己六七年后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最好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出道。十五六岁时候我手里有一个没完成的长篇，还有各种留在记事本上的故事大纲或雏形，我想像如果这些文章全部做完，一点点像做工一样做完，那我大概会写出和小隆或天天姐一样好的东西。可是七年后，阴差阳错或者天性使然，我在做理论，在写一些原来的自己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读懂的东西，在做各种哥哥姐姐们才会做的事情。很难说自己是长大了，也很难否认这一点。可还是不能习惯这种状态，只想缩回更小的世界里，和特定的人一直呆在一起，跟着特定的人一起做对方想做的事情。几乎想像个幽灵那样活着，不占据空间，也就不会有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也有魔法，也能实现他人的愿望，让缠绕的对象感到快乐。离开上海前的某一天，我和大姐搬到小隆的屋里，小隆睡一楼的沙发，大姐和她的弟弟睡二楼的床，记忆里没有我的位置。上课结束后回到酒店，看到躺在床上的鱼，有些恍惚地想，上海的全季原来也有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