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典籍中,长江以南的区域是一片神奇的国度,除去四季萦绕的瘴气外,民风民俗也与中原截然不同。种种表现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牙齿的颜色:《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提及此处「有黑齿之国」,《楚辞·招魂》则写得更加详细,说此处民众「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将此族群称为「南岛语族」,它们并非某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囊括了今日的夏威夷人、毛利人、印尼人、马来人、菲律宾人与部分台湾土著在内的庞大族群。除去语言相似、源头相近外,整个南岛族群最大的共同特征便是「雕题黑齿」,也即面部刺青和黑色牙齿。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世界,唇红齿白都是主导性的审美观念,「黑齿」因此被视作未开化或不文明的特征。可在南岛族群的理解中,由于白色牙齿是天然而成,人人都有,故不具象征价值,反倒是必须通过人工制造的「黑齿」意味着文化,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基本差别。黑齿为美的观念流传广泛,从今天的东南亚到中国南部再到日本,不同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创造黑齿的办法:唐代的云南女性将茜草和石榴根皮等中草药晾干、粉碎再煮水后涂敷在牙上;江户时代的日本女孩则会用一种叫做「铁浆水」(铁与五倍子溶液混合)的液体将牙齿染黑。

古代云南和日本少女费劲心思将牙齿染黑,可在黑齿的发源地,菲律宾、印尼、台湾等南岛语族聚集的地区,由于人们长年来都有咀嚼槟榔的习惯,一口黑齿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甚至还令人成瘾。很难考证究竟是咀嚼槟榔的习惯推生了黑齿的文化意义,还是造黑齿和吃槟榔相互作用并彼此强化。可以明确的是,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大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已经开始咀嚼槟榔,且将槟榔与石灰一同嚼食的习惯已与今日无异。文化意义总是比其物质条件传播更快:在黑齿风潮席卷太平洋西岸多年后,制造黑齿用的槟榔才终于跟上了步伐。

然而,正是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槟榔逐渐脱离了黑齿,并附着上了不同区域特有的文化意义。成书于四、五世纪的《岛史》《大史》等印度文献提及,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皈依佛教后,他曾多次在供奉时带上槟榔,或将槟榔散给佛教信徒。对照同一时期佛经中的记录可知,在佛教诞生的初期,槟榔就已经是重要的贡品。尽管古印度也将槟榔药用,称其能够治疗咽喉与心脏疾病,也有保持清醒的作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都是槟榔在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传播的重要推手之一,以至于今天的佛教流传区域与槟榔嚼食的区域高度重叠。

遥望中原,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南下攻灭南越国,并将大批南方特有的植物(槟榔、棕榈、荔枝等)带回北方,种植在长安附近的扶荔宫。为赞叹武帝的园林,司马相如写下了《上林赋》,也记下了中文文献中的第一株槟榔:「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可南方的植物终究无法在长安久存,哪怕是千古一帝也没能吃上新鲜的荔枝,更不用说养活各类奇株异草。自此后两百年间,槟榔再未出现在任何传世文献中。直到东汉时期,岭南出身的学者「杨孚」才在《异物志》中将此物命名为「槟榔」,并提到南方土著将槟榔与石灰等等一并混合食用的习惯。

东汉之后,随着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槟榔逐渐走入了士人阶层的视野。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八郡志》中写到:「槟榔,大如枣,色青,似莲子。彼人以为贵异,婚族好客,辄先逞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大体就是说彼时的岭南人,无论是结婚还是待客,都要先奉上槟榔招待,槟榔的字根「宾郎」也就表达了这层含义。时间再往后推移,到东晋时期,晋室南渡后,都城建康(今南京)距岭南已不算太远,士人因此有更多机会接触槟榔。可是与东汉时期关注食用方式或民间习俗不同,东晋的士人们喜欢讨论的是槟榔的「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或「森秀无柯」。

魏晋人士向来喜爱以物喻人,说槟榔笔直、统一、没有枝桠也就是在说自己对国家没有二心,始终如一。如此良好的寓意配合上槟榔的成瘾性,南朝的士人们逐渐习惯并爱上了槟榔,将一种异域的奇特习俗变成了南方的贵族日常。与此同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作为贡品的槟榔也终于跨越长江,成为了南北方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可槟榔终究是热带作物,一路舟车转运到长江一带成本已是不菲,遑论再送至北方。高昂价格的限制之下,槟榔自然与普通百姓无缘,成为了贵族专属的享受与宗教案台的贡品,这也为槟榔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隋唐建立之后,随着士族门阀的湮灭与朝廷主动的灭佛,槟榔重新成为了岭南的「异物」。唐宋士人不再吃槟榔,却不妨碍他们谈论槟榔。李白诗云:「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苏轼更是直接《咏槟榔》:「异味谁栽向海滨,亭亭直干乱枝分。」在诗文之外,槟榔也逐渐蕴养出另外两种意味:其一是随着中医药的不断发展,槟榔的药性为人所知,并逐渐成为「南药之首」;其二则是在民间,槟榔发展出了「坚贞不渝」的意义,成为情爱的象征。至此,不再作为一种食物,而是与典故、药理、爱情等等相连,槟榔以别样的方式进入了传统文化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如果将槟榔在中国的旅程看作一场意料之外的奇遇,那么在其产地南亚与东南亚地区,槟榔的命运则令人更加难以理解。在十六世纪早期,槟榔的食用人口大约有一亿,占整个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当时最流行的成瘾物。可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最流行的成瘾品是烟草、咖啡、茶叶与酒精,槟榔的食用人口也有八亿,但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完全没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展拳脚。考虑种植区域的限制,茶叶与槟榔不相上下;考虑形象与健康后果,烟草与酒精不遑多让;至于运输的困难,槟榔未必不能像咖啡一样,通过优化食用方式来解决运输难题。

种种分析之下,人们不得不承认,槟榔失势的原因并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错过了十六至二十世纪成瘾品的全球扩张期:烟草、咖啡、茶叶与酒精共享着一样的历史,它们起始于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等殖民帝国及其商队在大洲之间的穿梭往来,正是这些贸易使得不同区域的成瘾物可能变成世界性的流行品;结束于二十世纪的医学与化学进步,当人类足以制作出化学成瘾品时,除去已经充分占据市场并且被政府或大企业所控制、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成瘾物,原始植物或植物产品所制造而成的成瘾物再难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难以合法化、合理化。

食物总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总被自己之外的东西所决定。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时,英国人并未选择槟榔而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内,英国反复出现的瘟疫似乎都与饮用水有关,人们急需新型的饮品而非食品以替代不卫生的水源。十九世纪中期,商路改道之后,大量槟榔积压在湖南湘潭,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的退役军人手持俸禄衣锦还乡,两相交汇之下,湘潭成为了近现代中国的槟榔之乡。二十到二十一世纪之交,湖南槟榔在本地企业不断整合之后,随着湖南经视一同崛起,在爆款综艺节目的推动下,重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成瘾品。

黑齿、佛像、忠心、爱情、药剂、商队、军人、影视,槟榔从未因为自己而运动,它只是随着咀嚼它的人与赋予它意义的人一同穿梭。或许可以将槟榔看作命运与偶然的果实,它偶然触及世界历史的一隅,却从未真正进入其中。与一千多年前调直亭亭、森秀五柯的宾郎相比,今天的槟榔形态与风味并无太大差别,只是身上刻满了不属于它自身的印记,其中既有「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的思乡之情,也有「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男女情爱,更有「少年郎采槟榔」的偶然回望。槟榔没有枝桠,但槟榔的命运中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分叉。

本文另有版本将刊载于《时尚先生》2023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