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斛槟榔

上古典籍中，长江以南的区域是一片神奇的国度，除去四季萦绕的瘴气外，民风民俗也与中原截然不同。种种表现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牙齿的颜色：《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提及此处「有黑齿之国」，《楚辞·招魂》则写得更加详细，说此处民众「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二十世纪的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将此族群称为「南岛语族」，它们并非某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囊括了今日的夏威夷人、毛利人、印尼人、马来人、菲律宾人与部分台湾土著在内的庞大族群。除去语言相似、源头相近外，整个南岛族群最大的共同特征便是「雕题黑齿」，也即面部刺青和黑色牙齿。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世界，唇红齿白都是主导性的审美观念，「黑齿」因此被视作未开化或不文明的特征。可在南岛族群的理解中，由于白色牙齿是天然而成，人人都有，故不具象征价值，反倒是必须通过人工制造的「黑齿」意味着文化，说明了人与动物的基本差别。黑齿为美的观念流传广泛，从今天的东南亚到中国南部再到日本，不同区域有着截然不同的创造黑齿的办法：唐代的云南女性将茜草和石榴根皮等中草药晾干、粉碎再煮水后涂敷在牙上；江户时代的日本女孩则会用一种叫做「铁浆水」（铁与五倍子溶液混合）的液体将牙齿染黑。

古代云南和日本少女费劲心思将牙齿染黑，可在黑齿的发源地，菲律宾、印尼、台湾等南岛语族聚集的地区，由于人们长年来都有咀嚼槟榔的习惯，一口黑齿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甚至还令人成瘾。很难考证究竟是咀嚼槟榔的习惯推生了黑齿的文化意义，还是造黑齿和吃槟榔相互作用并彼此强化。可以明确的是，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大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已经开始咀嚼槟榔，且将槟榔与石灰一同嚼食的习惯已与今日无异。文化意义总是比其物质条件传播更快：在黑齿风潮席卷太平洋西岸多年后，制造黑齿用的槟榔才终于跟上了步伐。

然而，正是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槟榔逐渐脱离了黑齿，并附着上了不同区域特有的文化意义。成书于四、五世纪的《岛史》《大史》等印度文献提及，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皈依佛教后，他曾多次在供奉时带上槟榔，或将槟榔散给佛教信徒。对照同一时期佛经中的记录可知，在佛教诞生的初期，槟榔就已经是重要的贡品。尽管古印度也将槟榔药用，称其能够治疗咽喉与心脏疾病，也有保持清醒的作用，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佛教都是槟榔在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传播的重要推手之一，以至于今天的佛教流传区域与槟榔嚼食的区域高度重叠。

遥望中原，元鼎五年秋，汉武帝派兵南下攻灭南越国，并将大批南方特有的植物（槟榔、棕榈、荔枝等）带回北方，种植在长安附近的扶荔宫。为赞叹武帝的园林，司马相如写下了《上林赋》，也记下了中文文献中的第一株槟榔：「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可南方的植物终究无法在长安久存，哪怕是千古一帝也没能吃上新鲜的荔枝，更不用说养活各类奇株异草。自此后两百年间，槟榔再未出现在任何传世文献中。直到东汉时期，岭南出身的学者「杨孚」才在《异物志》中将此物命名为「槟榔」，并提到南方土著将槟榔与石灰等等一并混合食用的习惯。

东汉之后，随着长江以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槟榔逐渐走入了士人阶层的视野。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八郡志》中写到：「槟榔，大如枣，色青，似莲子。彼人以为贵异，婚族好客，辄先逞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大体就是说彼时的岭南人，无论是结婚还是待客，都要先奉上槟榔招待，槟榔的字根「宾郎」也就表达了这层含义。时间再往后推移，到东晋时期，晋室南渡后，都城建康（今南京）距岭南已不算太远，士人因此有更多机会接触槟榔。可是与东汉时期关注食用方式或民间习俗不同，东晋的士人们喜欢讨论的是槟榔的「调直亭亭」「千百若一」或「森秀无柯」。

魏晋人士向来喜爱以物喻人，说槟榔笔直、统一、没有枝桠也就是在说自己对国家没有二心，始终如一。如此良好的寓意配合上槟榔的成瘾性，南朝的士人们逐渐习惯并爱上了槟榔，将一种异域的奇特习俗变成了南方的贵族日常。与此同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作为贡品的槟榔也终于跨越长江，成为了南北方之间重要的贸易品。可槟榔终究是热带作物，一路舟车转运到长江一带成本已是不菲，遑论再送至北方。高昂价格的限制之下，槟榔自然与普通百姓无缘，成为了贵族专属的享受与宗教案台的贡品，这也为槟榔此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隋唐建立之后，随着士族门阀的湮灭与朝廷主动的灭佛，槟榔重新成为了岭南的「异物」。唐宋士人不再吃槟榔，却不妨碍他们谈论槟榔。李白诗云：「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苏轼更是直接《咏槟榔》：「异味谁栽向海滨，亭亭直干乱枝分。」在诗文之外，槟榔也逐渐蕴养出另外两种意味：其一是随着中医药的不断发展，槟榔的药性为人所知，并逐渐成为「南药之首」；其二则是在民间，槟榔发展出了「坚贞不渝」的意义，成为情爱的象征。至此，不再作为一种食物，而是与典故、药理、爱情等等相连，槟榔以别样的方式进入了传统文化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如果将槟榔在中国的旅程看作一场意料之外的奇遇，那么在其产地南亚与东南亚地区，槟榔的命运则令人更加难以理解。在十六世纪早期，槟榔的食用人口大约有一亿，占整个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当时最流行的成瘾物。可在五百年后的今天，最流行的成瘾品是烟草、咖啡、茶叶与酒精，槟榔的食用人口也有八亿，但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产地附近，完全没能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展拳脚。考虑种植区域的限制，茶叶与槟榔不相上下；考虑形象与健康后果，烟草与酒精不遑多让；至于运输的困难，槟榔未必不能像咖啡一样，通过优化食用方式来解决运输难题。

种种分析之下，人们不得不承认，槟榔失势的原因并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它错过了十六至二十世纪成瘾品的全球扩张期：烟草、咖啡、茶叶与酒精共享着一样的历史，它们起始于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等殖民帝国及其商队在大洲之间的穿梭往来，正是这些贸易使得不同区域的成瘾物可能变成世界性的流行品；结束于二十世纪的医学与化学进步，当人类足以制作出化学成瘾品时，除去已经充分占据市场并且被政府或大企业所控制、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成瘾物，原始植物或植物产品所制造而成的成瘾物再难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更难以合法化、合理化。

食物总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总被自己之外的东西所决定。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时，英国人并未选择槟榔而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在过去的数百年内，英国反复出现的瘟疫似乎都与饮用水有关，人们急需新型的饮品而非食品以替代不卫生的水源。十九世纪中期，商路改道之后，大量槟榔积压在湖南湘潭，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的退役军人手持俸禄衣锦还乡，两相交汇之下，湘潭成为了近现代中国的槟榔之乡。二十到二十一世纪之交，湖南槟榔在本地企业不断整合之后，随着湖南经视一同崛起，在爆款综艺节目的推动下，重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成瘾品。

黑齿、佛像、忠心、爱情、药剂、商队、军人、影视，槟榔从未因为自己而运动，它只是随着咀嚼它的人与赋予它意义的人一同穿梭。或许可以将槟榔看作命运与偶然的果实，它偶然触及世界历史的一隅，却从未真正进入其中。与一千多年前调直亭亭、森秀五柯的宾郎相比，今天的槟榔形态与风味并无太大差别，只是身上刻满了不属于它自身的印记，其中既有「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的思乡之情，也有「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的男女情爱，更有「少年郎采槟榔」的偶然回望。槟榔没有枝桠，但槟榔的命运中装满了历史的偶然与分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