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为了／去移除阻碍的阻碍

翻译自 Flusser 的论文集 Shape of Thing。自用，应有翻译错误。

「物体」（object）就是造成阻碍（obstructs）的东西，一个如抛射物（projectile，就像它的拉丁词源 obiectum 与希腊语的 problema）般被抛到你路上的问题。只要它还构成阻碍，世界便是客观的（objective）、实在的、成问题的。「用具」^[1]（object of use）是这样一种物体：人们使用并需要它，以移除其他形成阻碍的物体。这个定义内含矛盾：一个为了/去移除其他阻碍的阻碍？这一矛盾便是所谓的「文化的内在辩证法」（如果我们用「文化」指代所有用具之和）。这种辩证法可以总结如下：我在路上遭遇（come across）了阻碍（遇到了客观的、实在的、成问题的世界），为了继续下去，我推翻（overturn）了其中一些阻碍（将它们变成为有用的东西，变成文化），结果被推翻的物体本身成为了阻碍。我越是继续，我越是被用具（多是以汽车或行政机器的形式而非冰雹或食人虎的形式）所阻碍。事实上，我受到了双重阻碍：其一，因为我使用它们以求继续；其二，因为它们自身造成了阻碍。换言之，我越是继续，文化就变得越客观、实在且成问题。

这是对事物（things）本来状态的一种介绍。因此，针对用具，或可加以询问：这些抛射物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扔到某人的路上。（对其他物体来说，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它们作为设计而被那些此前经过的人所筹划（projected）。它们是筹划好的设计（projected design），我需要它们以求继续，它们也阻碍我继续。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自己筹划设计：我自己把用具抛到别人的路上。我必须赋予这些筹划好的设计以何种形式，后来者才能用它们帮助自己继续，同时尽可能避免构成阻碍？这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是事物创造（creating things）的核心关切所在。

也可按照不同的思路表述这一问题。就用具而言，我遭遇了他人所筹划的设计。（就其他物体而言，我遭遇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或许是相当他者［Other］的东西。）因此，用具是我与他人的中介（媒介），而不仅仅是物体/对象。它们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体间的；不仅是成问题的，也是对话性的。关于事物创造的问题也可这样表述：我能以如下方式赋予我所筹划好的设计以形式吗？一种更强调互动性、主体间性和对话性而非客观性、实体性和问题性的方式？

在事物创造中，一个人面对着责任（因此也面临着自由）的问题。面对着自由、自然。无论是谁为用具筹划了设计（无论谁创造了文化），都给别人造成了障碍，对此（即便是某种促进解放的意图），我们无能为力。但必须铭记的事实是，在创造事物时，人们面临着责任的问题，这使得首先谈论关于文化的自由成为可能。责任就是决定对他人的事物负责（answer for）。这是对他人的开放。在创造我的设计时，如果我决定对某些事情负责，那么在我所设计的用具中，我便要强调主体间性而非客观性。在创造我的设计的过程中，我越是将注意力引向物体（我越是无责任感地设计它），物体就越对后来者构成阻碍，文化中的回旋余地（area for manoeuvre）也将收缩。只需一瞥当前的文化状况便可证明这一点：其特点是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物体之中，无责任地创造用具的设计。在当前形势下（且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这几乎无法避免。至少从文艺复兴起，从事设计的人就已将其设计筹划至物体之上，以生产越来越多实用的（useful）用具。物体抵制这些设计。这种对立吸引了那些创造设计的人的注意，使他们能够越来越深入地洞察（penetrate）客观的、实在的、成问题的世界，变得越发熟悉它并掌控（master）它。这使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这种进步是如此具有控制力，以至于那些创造设计的人忘记了其他的进步，在对待他人的路径上的进步。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如此具有控制力，以至于任何负责任的设计创造（creating designs）行为都被视作一种退步。文化的现状之所以恰如其所是，正因为将负责任的设计创造视作保守（backward-looking）。

先知们称这是客观世界的「异教徒」（pagan）对我们的控制，他们将那些控制了人的物体称为「偶像」（idols）。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当前文化的特点是偶像崇拜。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设计创造的态度正开始改变。如此，设计便越来越不成其为「异教徒」而是「预言」。事实上，人们开始将物体从物质（material）中解放出来，设计非物质的用具，如计算机程序和通讯网络。并不是说一种以此方式发展的「非物质文化」将减少阻碍：它或许比物质文化更能限制自由。但是在创造这种非物质设计时，那些创造设计的人的视点可以说自发地朝向他人。非物质自身指引着如何负责任地创造设计。非物质的用具是偶像（因此被崇拜），但它们是透明的偶像，让他人得以看到幕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中介的、主体间的、对话的面向是可见的。

这当然不足以成为一个理由，以期望未来存在一种更负责任的文化。但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它或可为这种乐观正名。无论如何，用具是我们为了前进所需的所有障碍，且我们越是需要它们，就越会用尽它们。对用过的（used）用具来说，将它们筹划至某人路上的设计已被抹除（obliterated）。它们已经失去了设计筹划给它们的形式；它们被去除形式并被抛开。这可以追溯到热力学第二定律，它指出，所有的物质都倾向于失去其形式（其信息）。对非物质用具来说，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即便不那么醒目）：它们也在熵增的道路上。我们开始意识到所有形式（以及所有创造）的暂时性本质。因为熵对我们的阻碍至少同用具一样多。责任和自由的问题（这是创造的本质问题）不仅出现在设计过程中，也出现在抛出用具的过程中。或许对所有创造（甚至是非物质设计）的暂时性的意识将促成一种未来情境，其中事物将被更负责任地设计，由此导向一种文化，其中用具作为障碍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作为人际交往工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种多一点自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