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死了。三伯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要给爷爷说这件事情。电话响的时候我在裂了口的皮沙发上睡觉,吵得厉害,我爬起来把电话线拔了,因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是谁要告诉我这个消息,没什么必要知道。

然后我很快就后悔了。我发现我需要知道一些事情,比如爷爷是什么时候死的,打电话之前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是昨天,还是今天——而且我需要让别人感觉到我想要知道这些事情。说起来有些绕口,但这是必须要做的。

我跑到楼下找张嬢借了手机,打给三伯,给他说爷爷家电话欠费了,问问情况。然后他给我说老人家去了,说了半天。张嬢很不耐烦,不停地抖着腿,想让我挂掉电话。我也很不耐烦,但又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所以只好咬着舌头,在原地转圈圈。

挂了电话之后张嬢说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怎么了,要节哀,又问我爷爷是什么时候死的。我才突然想起来忘记问这件事情了,三伯也忘了告诉我,就点了点头装作没听见,走回楼上去了。我想还是问清楚比较好,免得别人问起来自己不知道,反而麻烦;又觉得恐怕其他人不想张嬢这么冒失,会问这样的问题。何况三伯说不定也只是路过一趟,刚好看到了而已——很可能那个破医院里的医生也不知道爷爷是什么时候死的。这种事情根本就不重要。每个人都知道的。只是又都在这么做而已。虽然很麻烦,但这些事情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在楼上又睡了半个小时以后,打电话给班主任,很快就请到了一周的假期。

这件事情发生的有点突然。不是爷爷死了这件事情,这是肯定会发生的,至于在什么时候,昨天还是今天,没什么好谈的。

我要说的是爷爷被车撞了的事情。尽管在事后回忆起来,人们可以找到无数地征兆,说明这件事情本该发生。但直到它发生的前一秒,仍没有人敢确切地这么预测。但事情就发生了。消息从这鬼地方的每个角落里传了出来,一层一层地向内推进着,最后到了事发的地方。然后人,穿着拖鞋的,拿着瓜子的,刚把拖把扔在地上的——人,像那些消息一样,就这么冲到了现场,小声议论着,围看着那个刚从驾驶位里爬出来的司机。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乱蓬蓬的。

跑车的刚站稳,就被冲上来的三伯狠狠打了一拳,不敢说话,也不还手,就指了指倒在地上的爷爷。三伯看了就揪着他的衣服,问他要准备怎么办。司机说先去医院再说,又说自己先付急救费,然后就打了急救,让车把爷爷给拖走了。

之前说过,爷爷是最近几天才死了的。也就是说刚被车撞到的时候他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不错,我看到他伸手想要抓掉在旁边的拐杖。我想走过去给他捡起来,或者告诉三伯,但大家的注意力似乎都不在这里——二伯和四叔因为不住在这儿,当时不在场,我不敢说,但三伯想的肯定不是这件事情。荣燊哥告诉我说那车撞过来的时候三伯在打牌,一把大对子刚刚推倒,那车就冲过来把桌子撞塌了。一起打牌的周叔都在笑说三伯肯定是诈胡,三伯很生气,说周叔他们在耍赖。但不管怎么说,三个人就是不肯给钱。三伯于是生气了,就坐在旁边沙发上抽烟,等三个人下去看热闹。等到三个人回来了,三伯的烟才到正中间,火气也重,就问说:“下面怎么了嘛?”三人没说话,抽出钱来要给三伯,三伯看情况觉得不对劲,就跑到窗口去,问一直站在那儿的荣燊哥怎么了。荣燊哥指了指下面,说爷爷被撞到了。三伯这才赶紧冲下去,给了那司机一巴掌。然后过了一会儿,等到救护车把爷爷拉走之后,我就把那根拐杖捡了起来,扔回爷爷的屋子里,等着过几天再给他送过去。

准确的说,一开始我并不认为爷爷会就这么死掉。这种想法是慢慢产生的。我想跟他走了以后很长时间这里没来人有些关系。我可能是有些怨恨他,所以有些不好的期望。但我觉得这也不太对,我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学校里——这是国家规定的事情,包括要交的费用——而剩下的那点时间里我和他每天也说不了几句话,不太可能因此心生怨恨。所以我想应该要怪时间。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爷爷在医院里面呆了太久——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并不是说时间太长了。从那卡车撞上来到三伯给我的那通电话,一共也才两周多一点,算不得长的。问题在于这段时间我不得不过得动荡。一方面是因为家里出了大事,要是生活还是没什么变化,别人就会说出些不好听的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每天都要作好爷爷回来的打算,但又过着我一个人的日子。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我每天都要把他走之前煮的那锅饭放在火上蒸一遍,然后三餐都下面条吃。

四叔在这期间来过一趟。他在门槛上刮了刮鞋底,然后走到屋里来,那时候我就在煮面吃,他看到,就夸我懂事了,又轻轻叹了口气。我问他要不要一碗。话刚说完我想起厨房里的酱油瓶子已经空了一个多月了,只能给他下清水面,不太好,正发愁。他却笑笑说等有时间再来尝尝我的手艺,现在要先去医院里爷爷那儿。我就松了一口气,让四叔赶紧去忙,不用管我。等送出门口了我才想起来自己又忘了让他把那根拐杖给带过去。

我当时有些后悔,但想到再过几天二伯就要从江西赶回来了,可以让他带,就没太上心。依然每天上课下课,时不时跑去医院看一看心电图和爷爷还没心电图起伏大的身子。其中有几次萌生了自己把拐杖带过去的想法,却总觉得走在街上很奇怪,就作罢了,等着二伯来帮帮忙。谁知道二伯赶到的时候,家里连火葬场都联系好了。而那根拐杖,连和爷爷一起化成灰的权利都没有。

火化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本来这两年已经不太办白事了,也没有办白事送红票子的习惯,但来的人还是一人随了一百块钱。我问了荣燊哥,他说爷爷是被撞死的,算横死,家里人怕遭报应,所以就送了些钱,保身要紧。我问他做了什么事情会遭报应。他却说不知道,可能横死的人不理智,报应起来是不分黑白的。我又给他解释说爷爷其实不是被撞死的,他只是被那车给吓到了,心脏不好,在医院里抢救了几天才去了的。他说那都差不多。

我想给荣燊哥说这差别很大,但他又被他妈叫走了,我就走到旁边去蹲着,等事情快点结束。但我又觉得这样被看到了不好,还很可能会惹二伯生气——他刚回来那天就冲三伯和四叔发了一通火,说他们成天就知道玩,做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想到照顾一下爷爷。三伯当时说他们也没办法,人都交给医院了,他们也不会治病。二伯就问为什么不换个好点的医院。三伯说人生地不熟的也麻烦。二伯就问四叔去城里教书那么多年,为什么连安排住院这点本事都没有。四叔很生气,说不是没本事,也不是怕这点钱,是怕老人家转院的路上突然出了什么事情。三伯也跟着点了点头。二伯这时候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叹了口气,就坐到走廊的凳子上去了。

三个人在那儿僵了很久之后,四叔说:“二哥,其实我们也有错,早知道爸要不行了,就应该把他拖到乡下去的,那样就不用火化了。”二伯听了以后一愣,又皱起眉头,说不怪他们的,是他太慌张了;又说连老人家最后的愿望都没办成,不知道怎么做人。这时候三伯说要不偷偷把爷爷给埋了,再拿个别的什么东西去烧就行了。二伯正要问这要怎么办。四叔就说这不可能,下葬的事情是医院全部处理的,他们没办法。二伯又问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四叔点了点头。然后又全都闭上了嘴。

这是我在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以为他们是没话说了,但后来我走了之后,二伯家小田田过来了,告诉我说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在太平间外面讨论怎么处置我的问题。我这才知道是因为我在场妨碍了他们。小田田又给我说,他想让我住在他们家,但告诉他爸以后被骂了一顿。我给他说没事的,他有空还可以从江西过来找我,又问他为什么想和我住。他说想去网吧,然后就傻呵呵的笑——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在外面站着,等到爷爷要送进火里的时候再去见他们——我希望他们快点讨论出个结果,不然我也会很烦心。

事情很快结束了。爷爷被他最害怕的火烧化了,装进了骨灰盒里。二伯一家赶火车回了江西。四叔在城里继续教书。三伯就在楼上继续打麻将。而我,不知道是还没决定还是决定完了没有告诉我,我现在仍然住在爷爷家里,每天自己下面吃。

爷爷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可能是事情能这么快解决的原因;但他又给我留了好几千块的积蓄——这事情三伯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还有钱买面条,不需要去找三伯要钱。

三伯和司机联系了几次。但司机已经知道爷爷没被撞到了,就很理直气壮地问三伯要赔多少钱。三伯说虽然没撞到,但也是司机造成的,何况车撞到的那个铺面也很值钱,就喊了一个天价。司机问能不能少点。三伯说再少不行了,不然就不让他把车搬走。司机于是没再搭理三伯,把车留在了那儿。

他这么做也是对的。三伯打电话去问过租用吊车的公司,对方听说这么大个车翻了,报出了个天价,又听说是来这个地方,就把价格翻了一倍,说:“吊车去你们那儿也很危险的,所以要多收一点费用。”三伯一盘算那个价钱比铺面开张五年的收入还多,就没答应——这就省了不少麻烦,如果答应了的话,他们就会在事成时候发现那辆车还是开不走。

这件事情主要是荣燊哥做的,他在晚上把那车的油箱和一些弹簧拆了,拿到汽修店去卖了点钱,去买了一辆自行车。但我想说的是那个车的轮胎。就在车祸的那天晚上,卡车右前的一个轮胎脱了下了,沿着朝里的小斜坡一路滚到了瑾姐他爸店里。他爸那天喝了很多酒,看到轮胎上的破洞,就拿出工具来把胎补了。人们围过来的时候,他刚补完车胎,就靠在上面睡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回想起这个。可能只是在爷爷住的房间里呆得太久,有些无聊了。我想这件事情虽然有前因,但肯定没有后果,我以后的生活和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又确实在想这事情。可能和那根拐杖有些关系。我想起那个轮胎从拐杖上滚过去的时候,四平八稳的。

爷爷死之后几天,城里就下起了大雨。当然,因为离城里很近,所以这个这个只能算作城中村的地方也没躲过雨水。这原本是小事,没人在意,但雨下了很多天都没有停,事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这里突然冒出了一条河。在那辆卡车到下面菜农们摆摊的地方,水涨到了三十多厘米高。柏油路曾经翻修过几次,但仍然是中间高两边低,所以水都往两边流,就更涨到了膝盖的地方。而这里并没有下水道,唯一的排水设施是爷爷铺面对门的那两个平时被人用来洗菜洗衣服的塘子,所以水就一直往下流,直到流进城里的下水道。

另一件事情就是爷爷头七的那天,颖儿姐到门口去踩水,被车里飘过来的零件打断了腿骨。三伯说这是因为烧了爷爷才遭的报应,颖儿姐在医院检查结果时他就一直抹眼泪,等颖儿姐处理完出来了,他又背着她涉水回了家,让她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颖儿姐卧床没几天,三伯就生了一场大病。每天叫爷爷和大伯的名字,有时候也会想起妈妈——但他从来不会顺着妈妈想起我,因为我是爸爸的,虽然爸爸入赘到家里,认了爷爷当干爹,但因为没多久就死了,所以似乎没什么人能记起他来。其实三伯也是没见过大伯的,刚好晚了几天,三伯生下来的时候大伯十八岁,在镇上读高中,结果生了场大病,就再也没醒过来。爷爷因此受了不小打击,但好在三伯出生了,所以爷爷又很快振作了过来。

也大概就是在三伯出生的那几年,这座旅游城市很快就兴起了,而这儿也就变成了个城中村。最先出现的是水泥路,是在原来主道的基础上修剪成的。然后就是见缝插针的小区。先是在远处的山坡上,然后在村子旁边的空地上,最后就买下来了瑾姐和张孃家的菜地,就在三伯家房子前面修起了一栋八层高的楼。爷爷因此骂他们忘了本,但却还是去张孃家理头发,也让四伯去颖儿姐家修车。爷爷还说政府在三伯家门口修一个小垃圾站就是为了让他们搬走,因此很生气,经常说要把那个垃圾站拆了。但三伯却想的是把这些所有的房子,他们家的,爷爷家的,二伯家的,四叔家的,还有原本妈妈的,全部都给拆了,然后补贴的补贴,搬迁的搬迁,离开这个地方。但直到爷爷死了,三伯生了病,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而我也和那个垃圾堆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爷爷死了几个月了。我的生活没发生什么变化。我时常想起那天晚上,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我离它那么近,二三十厘米,再差一点,我就成了这一切的中心;而也就是那多余的二三十厘米,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

小田田告诉我的处置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结果。我觉得可能会永远这样了,但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永远这样。就像母亲刚跑到外省去的那段时间,我暂住在爷爷家,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一直害怕——我觉得比起当下的生活,不管是好是坏,我都希望知道一个不那么暂时的可能。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地方的人被城市抛弃了,而我却被他们抛弃了——我需要考虑的只是我被抛到了哪里,是这座城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关于这里,我只知道最后两件事情了。

一件是卡车撞上来之前,张孃跑车的丈夫在爷爷店门口乱放了一些钢筋,被那辆卡车压到了——我不知道这和那件事有没有什么关系,但那天晚上人都散了以后,他偷偷把那些钢筋搬了回去。

还有就是,荣燊哥那天晚上骑车回家,在卡车下面一些的一个发廊门口撞到了人,那人正准备骂荣燊哥一顿,却发现他跪着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