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这还是个多余的问题。事物的道德？设计者主要关注的是生产有用的物品。比如刀子，要设计得足以切开东西——包括敌人的喉咙。除此之外，有用的建构必须是准确的——它要符合科学事实；有用的设计也应是美观的——它能为使用者提供一种体验。设计者的理想是实用的，也即功能的。至于道德或政治上的问题，设计者很少考虑。道德规范是由公众决定的——或是以超人的权威，或是凭众人的共识，或是两者兼备。设计者及其用户始终受到惩罚的威胁，要去遵守这些规范，不论今生还是来世。
然而，在当代处境中，事物的道德问题、设计者的道德和政治责任问题，已有了新的意义（实际是一种紧迫性）。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当下已不再有能型塑规范的公共领域。即便（宗教、政治和道德的）权威仍旧存在，其规则已不再被信任；其工业生产能力更是广受怀疑。权威越来越不可信，尤为重要的原因是，通讯革命业已摧毁了我们所知的公共领域。权威的能力遭到怀疑，因为工业生产已变得极其复杂，而任何一种规范都简单得像是误导。如此，在变得无能之后，所有权威的、普遍化的规范都趋向于抑制或扰乱工业进步，而不再为其提供指导。看起来也只有科学还算是完整保留着权威。然而，它坚称其研究是价值无涉的，结果也就只提供了技术规范而非道德规范。
其次，工业生产（包括设计在内）已发展出一个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利用各种来源的信息，生产者可利用的信息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记忆力。问题在于，即便借助人工储存机制，也需考虑如何挑选信息，以供进一步处理。为此，需要将人和人工的不同成分组成团队并集体行动；由此，后果也不能归于任何单一作者。设计过程是高度组织化的。因此，没有单一个体可以对某个产品负责。即便权威机构制定了规范，在个体层面上，也没有人会受其约束。作为生产过程的逻辑延展，道德责任的缺失——若不能在设计的道德准则上达成一致——必将带来在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产品。
再次，过去人们默认产品的道德责任属于用户。若有人持刀刺伤了另一人，责任全在行凶者而非刀的设计者。在此，刀的生产是一种前道德的、价值无涉的活动。可今时不同往日，自动化装置制造了不少工业产品——要求机器人对产品的用途负责，这多少有些荒谬。
谁要为「机器人杀人」负责？机器人的设计者，刀的设计者，还是电脑程序的设置者？或许也可以将之归于设计、编程或生产中的纰漏？要是把道德责任归咎于生产机器人的工业分支呢？或者是整个工业综合体，甚至它所属的整个系统？
换言之，要是设计师都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设计中的责任也就完全丧失了。当然，这些问题都并不新鲜，尤其是在1945年，在寻找纳粹反人类罪的责任人时，一切是如此清楚明白乃至可怖。纽伦堡审判中出现过一封信，由一位德国工业家写给一个纳粹官员，在信中，工业家怯生生地祈求官员的原谅，因为他的毒气室建得太糟：没能一次杀死数千人，死亡人数只有几百。纽伦堡审判及其后的艾希曼审判清楚地表明：其一，不再有适用于工业生产的规范；其二，不再有单一的犯罪责任人；其三，责任已是如此稀薄，以至于我们完全无需对工业生产负责。
近来的海湾战争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尽管与纳粹相比，海湾战争不那么荒谬残忍）。盟军与伊拉克的死伤比约为1:1000，正是最先进的工业设计实现了这一数字。在此，设计的功能性、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以及毋庸置疑的美学成就，一切的一切都令人难以忘怀。这涉及到了任何伦理或道德（更不必说政治）责任吗？想象一下，一次空袭后，一名飞行员离开直升机去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他仍戴着头盔。当他看向记者时，直升机的枪口也向记者看去。他的头盔与机枪同步，一眨眼就能发起进攻。所以，谁来对这种后工业的直升机—飞行员的综合体负责？谁又能对这种相互交织的关系之后果负责？是否存在任何权威，能够对此进行裁决——无论他/她是法官、牧师、国家还是国际会议、工程师委员会或分析复杂系统的专家？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超越意识形态，找到解决设计伦理问题的办法，那么纳粹主义、海湾战争及类似的事情就将成为先兆，预示着毁灭与自我毁灭时代的到来。而唯一的希望，就是疑问本身。
翻译自 Flusser 的论文集 The Shape of Things。自用，未定稿，或有翻译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