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里，十二岁那年显得尤为重要。有很多关于儿童期或是青春期的研究尝试证明这一点，通过将一些人生的片段丢进占卜而来的数学公式中，一点点修正模型，添加越来越多的奇怪变量，等待系统验证人生的终极答案——如果不是「十二」就再算一次。
不论那些证明是否可靠，对人生已有不少研究的我至少可以确认，十二岁与十一岁还有十三岁相去不远，同十五岁也可以作些比较。不仅如此，我可以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十二岁的那个夏天，就不会有现在的我。许许多多的事情在那一年朝我扑了过来，仿佛只要我将它们良好地排列组合在一起，添加上一些权重与运算符，便能够得到人生的公式。
然而这种略带宿命论的算法同我的生活却多少存在着冲突。大概是因为母亲的判断出了些差错——直到我出生的前一刻她都以为我会是个女孩子——我从生下来就有些女里女气，喜欢同女孩子打闹，往往被人欺负，也总被各种哥哥姐姐们所解救。和超级英雄电影里的场景非常接近，世界的中心总是在解救者的那一方，他们能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即便偶尔力不从心也知道该做什么。然而对于被解救的人来说，世界缺乏确定性和持续性，灾难的开始可能只是某个下水井盖的一声响动，只有在不断的焦虑、疑惑与大惊小怪之中，才能保持精神的健康。
这种大惊小怪的脾气宛如日常生活的吗啡，好处是每隔几天就能制造出某个事件，让生活多些滋味；坏处则是让人不再相信人生存在某种公式，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时间，甚至无法理解各个事件之间的差别。在我十二岁那年，由于没挑没捡地念了许多小说，这种情况变得尤为严重。那时节我正在父亲所属的学校念初中，一个年级有两个班，父亲每天和我一起上下学，常常给我说些高中生的故事，一半是当笑话说，一半是作经验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父亲不知道怎么处理，念完之后既不方便大笑也不好说什么道理，只是默默感叹世间的奇妙。
在这些性质不明的故事中，父亲的学生Z君算是一例。Z君在我进校的那年参加高考，具体成绩倒是记不清了，反正是状元这类的角色。然而状元毕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至少不值得翻来覆去的讲，Z君的奇特之处是在于体现出了命运的机巧：语文是Z君最头痛的科目，不出意外地，他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压力很大，无法入睡，拿手机刷了一个多小时企鹅空间，没成想看到了第二天语文考试的阅读原文，一下便成为了考场上的黑马。
坦率说，起初我是将这个故事当作某种简单的寓言去看的，我开始每天晚上躲在被子里玩儿父亲下放给我的老式智能机，想试试能不能看到第二天考试的题目。这个企图显然失败了，因为我发现在塞班系统上安装智能程序并不复杂，下载一两个模拟器更是简单至极。于是那部手机里很快塞满了七七八八的电子艺术品（对我的父母来说恐怕是电子垃圾），我也得以在每晚熄灯后继续透过小小的屏幕感受本属于上个世代的快乐，失去了检验寓言的兴趣。
父亲并非没尝试过要拯救我，只是时事变迁下，个人的努力多半显得运气不好：到我的父亲决定要没收那台诺基亚的时候，更为廉价的智能机早已普及开了，并且我也早已明白过来，提前看到语文阅读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只不过是人惯于借用一些小事去编织出自我欺骗的命运，而相信命运的人最后又往往为命运所绊，掉到不知道哪儿来的坑里——正如后来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理科生Z君在被招生老师欺骗的情况下去了中文系，度过了忧郁的大学生涯，仿佛在一个普通的早晨透支了自己关于阅读的所有兴致。
或许是忘记了两个Z君的同一性，父亲在说前一个Z君时总是强调命运，而在说后一个Z君时则直接劝告我不要去念中文这类的学科——言下之意是并不太明白我每天在胡乱写些什么，更不明白其中如何能找到一口饭吃——全然不顾Z君与中文系之间可能同样存在某种命运。某种意义上，父亲的话已经成为了我将来人生的某种限定条件，我本该为了这些事关重大的限定而抗争，但生活里的事情却总是分散我的注意力，把诸多意味深长的话转变成了一场多幕戏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对于它们，特意难过或许是过了头，丝毫不介意却又不大可能，我的个人生命就此失去了纵深感，在某些瞬间里，生活的吗啡——一个女孩及其相关的事物——远比虚幻的「未来」更加重要。
我似乎是被青春期的本能所拯救了。那些或明或暗的欲望在混乱中将我打捞了出来，我从那时候开始明白，青春期是一种天赋，可以用于离开大人的世界，用自己的欲望替代他人的欲望，整理出一条世界之外的轴线，在其中发展弱小的自我。同样的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某个时间、人类、物件还存在于生命之中，只要还存在着那条只有自己才能抓住的线索，那就还存在着一个自我，生活就还有独立的意义。
为了维系那条线索及其上悬挂着的一切，在那些时间、人类、物件渐渐消失后，我不得不在某种虚假的超然中放置生活，并且越发集中地将自我存储在狭小的连接之中，以致一点一拨的振动就能改变整个自我的结构。从这种微妙的结构来看，吉他似乎成了我的某种物象体现。尽管我最初是为了一些小镇青年们共有的幻想（几年后的今天这些幻想已经没那么流行了）而开始练习，但是那些幻想在我日渐懒惰的指尖逐渐展露出了本相，指示出了我与那把几百块的吉他之间的同构性。
吉他显然是一种不利己的东西。如果相信阴阳平衡这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每弹拨一次吉他，自己的运气就会坏一些，而别人的运气就会好一些。这个理论暂时没有严谨的证明，但是回想一下身边曾经练习过这种乐器的人，他们出于爱情的愿望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后来却总是与爱人失之交臂，这时他们开始责怪引他们上道的那家伙，质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得到了爱情，最后发现秘诀在于放弃最开始的愿望，任由爱人一茬又一茬地更替，在每个人身上寻找一些曾经的影子。
对于那些认真学习吉他的人来说，命运就是这么微妙而具有传承性。每一个失落于吉他的爱情功用的人，如果没有放弃这一事业，那么多半是放弃了爱情本身，不然就是成为了一个吉他教师，尝试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延续这种悲剧，等待奇迹的出现。我在吉他老师第二次换女朋友时就明白了这一道理，然而已经交了不少的学费却促使我不得不继续下去。为了在爱情和吉他（准确来说是金钱）之间进行一些平衡，我告诉吉他老师，我想要转去学习编曲，不再用手指在琴弦上滑动了，也不再敲打不同质料的面板。
后来事情不出意料，我仍旧学成了个半吊子。如果不考虑我终究没保住的爱情，那么我的音乐教育大概只教会了我两件事情：其一是借助肌肉记忆完成为数不多的几首曲目，以在未来的生活里表示自己大概算半个城市人，至少曾经接受过一些额外的教育；其二则是吉他确实有害于爱情的保存，我那个吉他弹得颇有大家风范的朋友在高中的时候结束了自己漫长的初恋，后来倒是又找到了一个女友，但却不再频频提及他的吉他，而是以一些奇怪的游戏为中心展开自己的恋情。
如此说或许有些丧气，但是在我的父母努力地为他们的付出寻找一些回报时，我早已放弃了在这一物件上发掘自我。对于这类事情，人们多半会根据后续的走向给出「懂得放弃」或是「不会坚持」两种评价，然而在看不到后续状况的当事人那里，一切都有些神经质的意味，最好把天赋、命运这类的事情考虑进来，不然便无法为自己脱罪，即便没谁说得请那个罪从何而来。有关吉他的状况大致就是这样，在结束持续学习后的很多年里，每当面对那位朋友「摸两下琴」的邀请，我都会怀疑自己是否错过了些什么东西，又或者是进行了某种代价与结果均不为人知的交换，区别是前者显得更为懊悔，而后者夹杂着一些对未发生的人生的猜测。
无论如何，我曾经居住的那个卧室不再充斥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了。相当程度上，只要那把积灰的吉他仍旧摆在那里，我就无法再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只有时不时获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能够帮我摆平那个糟糕的被暗地里改造了的空间。反过来，要是恰巧我那时候正遭遇某些挫折（尤其是情感或是写作上），我便会看到自卑从房间角落里一点点渗进我的皮肤，责问我是不是在逃避些什么，在以某些言语的游戏回避真正严肃的问题。
我惯常如此。在念了一些书，能够写些字以后这样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原本我是打算用那些书或者文章来解决问题的，然而到了后来已经没有东西能够控制它们了。我使用它们，就像是一个胆小的人在使用一把猎枪，结果多半是用来自杀而不是自卫。我仔细考虑过很多相关的事情，关于那把吉他、那个房间、我从十二岁以来的生活、我对这些生活的反思、对反思的逃避还有对逃避的反思——总的来说结果不甚理想。我明白这事情里多少有些天赋在作怪，像是一种看不见的萤火会包裹着某些人的手指，在他们演奏的时候，帮助他们发出澄澈的声音，或者是更简单的，手指的长短、力量这样的东西。可是不停考虑天赋这类的东西实在是太过懦弱（念书的麻烦之处或许就在于意识到这样想的懦弱），然而拒绝懦弱同时也就意味着拒绝了自我（想想看，简单的「懦弱」背后到底藏着多少说不清的缺憾），我于是意识到，完整的保存自我的方式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承认或者说制造十二岁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
对十二岁的强调将会带来很多便利。正如有的人会强调他们的十六岁或是十八岁，数字本身是缺乏意义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种种可能。每当我遭遇困难，我都会在心里不停地默念着十二这个神秘的数字，不断地将记忆倒转到我第一次前往琴房的那天，随后在心里默念那句话，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仿佛就出现了。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只要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就不会遭遇可能的失败，那些影子也不会在我的房间里徘回，让我夜夜不得好眠，一点点的变化就会让我的今天截然不同。只是放弃一个曾经的失败，现在的失败就可以避免了，另一个可能的世界正以半透明的状态接近我的身体，我已经看到了那一切，甚至可以触碰到其中的部分构造，只要我不去学吉他。
在我同Z君一样大的那年，这种情绪越发强烈。我不再听指弹音乐，双手也规规矩矩地放好，不再去摆弄空气吉他，老老实实地向大多数人承认我在这方面是个失败者，毫无天赋，也毫无建树。然而就像我十二岁时那样，这种未可名状的情绪悄然拯救了我，当我将一切的失败都归罪在那把吉他上时，别的东西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我意识到，既然那把吉他已经毁了我的生活，别的东西就再难把事情变得更糟，至少不会再有一个时间点比我的十二岁更为重要，未来已被写进了每根尼龙弦中，在我弄断第六根弦桥（我将它用力压了回去，但再也拔不出来了）的时刻就已无法全盘更换了。
同样的思绪一定也漂浮在Z君的脑海中。如果那时候跳过了那篇文章，或是根本没有打开那部手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变得这么糟糕。未来不至于被十八岁写定，更不至使人生截然两分：此前是Z，此后则是他人记忆中分叉的故事。不过这一切都是假设，正如我们假设从没出现过那把吉他或是那台手机一样，是一种假设，用来将我们停留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用来回应一切，充当宇宙的终极答案。只要有了那个时间、物件或是人类，那么我们便可以推出宇宙中未知的所有，欠缺的不过是另一些无关紧要而俯拾即是的参数……
这一切究竟有多可笑呢？
我学吉他那年是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