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节课结束，在转移阵地时遇到了李猛。几栋教学楼之间，骑着自行车向前，应该是去上课，周二的三四节，可能是《哲学导论》。眼神不好，只是几眼，恍惚过去，没能看清。也没什么可看清的东西，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在自行车上，表情严肃，不知道在思考柏拉图还是学院或者自己的未来。
大概不是柏拉图。从许多年前开始，自从换了方向，离开PPE，耳边和他有关的传闻只剩学术政治八卦。不是我的问题，只是我离得远了一些，各种生活琐碎或是小道消息传不到我这里。没怎么见到他再发论文，最后一本书刚好出版在我换方向那年，我买下四五年后至今没有翻开。也是花了四五年，我才慢慢意识到为什么当年第一节课要读《市场街的斯宾诺莎》：学院里的人总还是会被各种事情所扰，甚至一不小心就会沉陷其中，哲学家是如此，号称要入世的社会学或人类学更是如此。
未必是《斯通纳》式的痛苦。如果导师所说无误，像李猛这样被当作天才的人（甚至那些周围的次一些的天才，或是没那么天才的人）有自己的愿望，哲人王也好，再造学园也罢，总归是想把习得的观念投注到现实中。我一直有些害怕此类责任、担当或者说接近它们时感受到的那种阔气，感觉它们无法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我的生命和历史也无法承载如此之多；我也抗拒无限制地拉开距离，廉价的同情，良好生活的愿景，种种种种，无论如何说不出口，只是想解决一些小的琐碎的问题。
需要单刀直入，更直接进入记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在念PPE，同专业有许多人，一群新生的学术热情攥在一起，有些刺激，也相当恐怖。我接受的教育是将周围的人看作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可由于种种原因，我很难融入这一切。第一学期有非常多课，我的表现算不上非常良好，也不是很差。两门课有李猛，一门是《哲学导论》，那年的文本是《理想国》和《第一哲学沉思集》，教室里除去学生外还有各种来路不明的旁听人员，人山人海，我害怕拥挤，几乎没有出勤，只是在寝室看录音稿。我发邮件问李猛，一直坐在后排的人会怎么样？他说芝加哥大学有句老话，哲学家都在最后一排。
我没信这一套。毕竟最后一排废物含量比哲学家多得多。我在另一门课上也坐最后一排，一门讨论课，文本更多更杂，最后需要提交一个大型的论文，一群人彼此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和思路。那是我第一学期唯一一门能够靠提交论文获得分数的课程，我好说歹说用一堆小学生日记和杜赞奇写成一篇东西，并且当众念了出来。我记得我念得有些难过，近乎于自我感动，也可以当成少年维特的烦恼。除去历史材料和理论的处理，文章的大意是我要离那些宏大的东西远一些，我想活在微小的世界里，和记忆、感受、情绪，那些微妙的东西打交道。当时所有人在俄文楼，我不敢抬头看别人。只记得李猛回应我说，许多宏大的观察也有很精微的地方，这并没有太多冲突。
李猛肯定看懂了我在说什么，文本很单纯，我的想法也很单纯。这个对话并不复杂，可我还是花了许多年才在理智上接受这套说法。那天去俄文楼的路上，我遇到另一个西安来的女同学，李猛非常欣赏她。我说我的论文和要求差别很大，她说她好像也很难满意地完成文章。我说我感觉自己和这些事情有点隔，无法靠近。她说那很正常，因为「我是猛大的孩子，你是康叔的孩子」。我在意识和潜意识里肯定无数次回放这句话，重新思考它的意涵。我知道她最后期末论文也拿了九十五，应该和我一样，并列最高分。同时我知道她能做到许多我做不到的事情，她之后会越来越受「那边」的人青睐，我却只能不断向后退。
我后来想过，如果说我有什么天赋，那就是辨别立场。快速地建立各种座标系，往里面安插东西。我从小缺乏几何能力，现在回忆起来甚至会觉得自己没什么空间感，以至于中学时大多数几何题目都必须用方程硬解。几何题目的部分只是一种隐喻，没什么大不了。关键是一种解开的感受。许多事情，大的小的突然朝自己抛过来，退缩一阵子，重又迎上去，一直撑到画出座标，找到空间里还没被占据的一个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点，好像只有这样做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在。所以未必是李猛的关系，只要我意识到有任何一个更适合的人正在做某件事情，我就马上会放弃。
这种感觉最近出现过一次，我和某位数学博士喝了两小时果汁，发现他用一个很轻盈的办法解决了我一直认为非常重的问题，那时候我甚至考虑是否应该做他的学术代言人，帮他写清他要表达的事情。或许还是年龄的关系，除去李猛外，很少有人的天赋给我留下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几乎可以以他为基准，衡量我和「天才」两个字之间的距离。听起来像是什么父亲问题（Daddy Issue），说出这四个字的一瞬间，想要反驳却又无能为力。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学术生活就是在和李猛的影子斗争。去翻看他年轻时候写的文章，寻找能够隔空对话的点。想要直接延续他还在做社会理论时留下的那些问题，证明天才也可能有看错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种对着空气打拳的痛苦让我一直做到现在，同一级另外两三位颇有天赋的人似乎都跑去了别的地方，离开了荒芜的学术世界（听说是李猛劝那位西安的同学不要做学术，还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只有我还暂时留在这里，和记忆做微妙的斗争。我的导师大概明白这种感觉，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既然没说过我幼稚，大概也没什么意见。至于我自己，很难说是什么时候突然安定下来。或者是某几个奖项、奖学金答辩的时候，在俄文楼，我又有两三次见到李猛，向他还有其他人介绍我的研究。或者是因为疫情被迫居家之后，和鱼住在一起，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意义。或者是朋友向我转述的一段话时，「李猛说，我不像你一样有天分，不一定要做学术」；或者是完成毕业论文的一瞬间，知道自己还不能做到，但又已经做到，应该更松弛地摩擦镜片，看向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