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的声音
1861年,法国《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 Légale)刊载了一篇题为「火车旅客制造的危险」的文章,详尽记下了前一年发生的首席法官普安索(M.Poinsot)谋杀案:
去年12月6号,从米卢斯(Mulhouse)开来的列车,在凌晨3点15分驶入巴黎车站。乘客们匆匆离开了包厢,但还有一个包厢的门仍然关着,一名铁路职员就过去开门。当他发现有个人形躺在座位中间时,万分惊讶!他便叫那个人出来,却没有回应。包厢天花板上的光线不太稳定,为了让包厢内更舒服,窗户又装上了黑丝绒窗罩,包厢里就更暗了,他就更看不清楚。他伸出手,立刻就缩了回来,手上已经沾了血。他立刻通知站长和警监,他们很快就确认,那男人是一具死尸,倒在血泊里。
普安索案发生不久,扑朔迷离的事件就引起了各大报刊的注意。由于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未能找到任何关于凶手身份的线索,只能确定他/她是与普安索共用包厢的乘客,公众惶恐的情绪很快从谋杀本身转向作为案法地点的火车:「普安索先生被暗杀,对于公众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每个旅客作为终有一死的人,都感觉受到了威胁。」在描述了铁道旅行的焦虑氛围后,《费加罗报》提出了两种应对威胁的方式:其一是让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离开包厢,去坐三等车厢;其二则是让仆从和自己一同旅行,避免在火车上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