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法国《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 Légale）刊载了一篇题为「火车旅客制造的危险」的文章，详尽记下了前一年发生的首席法官普安索（M.Poinsot）谋杀案：
去年12月6号，从米卢斯（Mulhouse）开来的列车，在凌晨3点15分驶入巴黎车站。乘客们匆匆离开了包厢，但还有一个包厢的门仍然关着，一名铁路职员就过去开门。当他发现有个人形躺在座位中间时，万分惊讶！他便叫那个人出来，却没有回应。包厢天花板上的光线不太稳定，为了让包厢内更舒服，窗户又装上了黑丝绒窗罩，包厢里就更暗了，他就更看不清楚。他伸出手，立刻就缩了回来，手上已经沾了血。他立刻通知站长和警监，他们很快就确认，那男人是一具死尸，倒在血泊里。
普安索案发生不久，扑朔迷离的事件就引起了各大报刊的注意。由于在后续的调查中，警方未能找到任何关于凶手身份的线索，只能确定他/她是与普安索共用包厢的乘客，公众惶恐的情绪很快从谋杀本身转向作为案法地点的火车：「普安索先生被暗杀，对于公众而言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每个旅客作为终有一死的人，都感觉受到了威胁。」在描述了铁道旅行的焦虑氛围后，《费加罗报》提出了两种应对威胁的方式：其一是让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离开包厢，去坐三等车厢；其二则是让仆从和自己一同旅行，避免在火车上被害。
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缓慢地渗入人们的生活，也激发越来越多的恐惧。1760年代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可受成本与其他技术限制，直到十八世纪末期，蒸汽驱动的交通工具（蒸汽船与蒸汽火车）才开始逐渐普及，其最初大多是用于运输煤炭。最初一批观察者已然意识到，与马或牛不同，火车不会感到疲惫，这种持续地、几乎是凭空发生的运动（并没有东西在推或拉火车，它为什么会向前走）似乎并不符合自然的原理。因此，当十九世纪中的人们终于有机会坐在列车中，看着窗外景色飞驰之时，那种被不可控制、不可理解的机器所支配的恐惧终于集中爆发出来。
1862年，《柳叶刀》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提到车轮与铁轨之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震动，它不同于自然世界中的震动，因此可能会使人的肌肉缓慢退化。类似，在火车发生剧烈碰撞时也会出现一种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的震动，它可能会导致人类的脊椎出现微小磨损，变成所谓「铁道脊柱」。不到二十年，物理性的「铁道脊柱」病已不再重要，人们更关注铁路带来的精神影响，可「震动」的概念同样延续下来：「震动以及铁路碰撞造成的破坏，对于神经系统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普通损伤大得多……剧变发生了。他痛哭起来，变得异常话唠，而且很兴奋。他睡不着觉，即便睡着也会突然因为一种模糊的警觉感而惊醒……」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医生们借「震动」来描述「创伤性神经衰弱」，这种震动不止源于车轮与铁轨的摩擦，也涉及到车厢内的人际互动。按照社会学家齐美尔（Simmel）的说法，在火车与有轨电车发展起来之前，每一次行进中的照面都必然引发谈话，相较之下，现代交通中的关系被化约为纯粹的视觉，我们彼此相望、一言不发。不是交通的速度限制了沟通，而是交通的速度带来了太多沟通的可能。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写到，现代城市生活的特质就是「印象来得既快又多，必然会使得眼睛和大脑疲劳。……过量的功能性活动，通常会意味着物质的破坏以及器官的有机变化。」
齐美尔借助了机械的模型来理解人的生理与心理结构。如果说旧有的人际关系的力度是「咬合」一般，那么现代城市中的关系则是频繁的会使人的精神磨损的「震动」。回看普安索案，《费加罗报》的记者说对了一点：大众对火车的恐惧的确与陌生人有关。身处自己不可控制的环境中，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阶级、身份、地位一切流动不居，火车站或列车车厢就宛如世界的缩影，精神脆弱的新型中产阶级几乎无法承受其刺激。一等座的包厢难以隔绝一切危险。几乎可以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作一种隐喻：一位中产阶级在乘车旅行时被谋杀，杀人犯是列车上十二位看似寻常，却与他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陌生人」。
倒也不是所有火车都如此可怖。现代列车区分的座位等级（一等座、二等座、三等座）原本就是在模拟老欧洲的阶级关系：一、二等座的形态接近贵族乘坐的马车，包厢的形式与马车内部类似，低等一些的三、四等车厢则是更纯粹的载人工具，与传统的旅行方式更加接近。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相对平等的阶级关系使得早期火车没有座位等级区别，较长的国内旅行距离也迫使列车更加宽敞，设计也就无法参考马车，而几乎是将十八世纪在美国最为流行的内河蒸汽船——形态上更类似于漂浮在水面上、道路上的咖啡厅，而非当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搬运到了陆地上。
也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火车经验。1884年，《健康之书》（The Book of Health）写到：「人，第一次成了工具的一部分，他把自己安放在这个工具里，被重复的运动刺激着，皮肤与肌肉的神经都受到了影响。」《健康之术》并未明确说明这一改变是什么，但是更晚近的所有现代人都明白，是火车带来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以及一种被称为「速度」的体验。在启蒙运动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普遍认为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兴衰迭起都是一种自然的循环，时间会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不会往前，也不会往后。可在启蒙运动之后，时间如飞矢般不断向前，没有任何人能抓到它的尾羽。
当代人或许难以理解，直到火车在整个欧洲铺开时，绝大部分人们都并不能掌握准确的时间，更无法识别不同的「时区」，正是铁路的速度带了当代意义上被划分为二十四块的「时间」，也正是连接复杂的铁道系统的时刻表，使人们逐渐掌握了这种精确的时间计量方式。不仅如此，当汽笛鸣响时，整个世界似乎进入了一场不断向前奔跑的竞赛中：黑船来航后数年，马修•佩里将军在日本港口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火车模型，日本官员们立刻意识到，这才是日本的未来。铁路成为了现代的象征，为了追逐处在未来的欧洲，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试图让自身也拥有能够与其他文明媲美的速度。
可速度并不那么容易获得。为了让速度得以实现，必须对原有的空间进行改造：通过造路堑、路堤、隧道、高架桥等方式，铁路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影子，破坏了原有的景观，成为了景观的一部分。速度征服了时间，时间也征服了空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进程之一就是「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用高速的交通工具，让遥远的空间变得邻近，让邻近的空间扩散到全球。作为代价，在高速的移动中，原本具体的空间变得抽象，几乎难以被正确感知。在1837年的一封信件中，雨果就如此描述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景象：「路边的花儿已经不是花儿了，成了斑点，甚或条纹，红的白的；所有的点都没有了，全部变成了条纹……」
身体、精神、关系、时间、空间，人生种种都随着汽笛而变化。沧海桑田后，人们或许会怀念铁道出现前的世界：十七世纪的欧洲，贵族子弟们在成年前后都会进行一场壮游（Grand Tour），他们会在朋友、导师的陪伴下，依靠马车与双脚遍访文明遗迹，磨练艺术修养，积累社交人脉。可是很快，蒸汽机、蒸汽船、火车乃至飞机陆续出现，世界变成了交通网络中不同的点，时间、空间甚至是与不同时空密切相关的文化经验，似乎都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社会中流通的货币来交易。恰如社会学家希弗尔布施所说：「从那时起，旅客们所游览的地方就越来越像同处一个流通系统中的商品。对于19世纪的游客而言，世界变成了一个既包含乡村又包含城市的巨型百货公司。」
本文另有版本刊载于《时尚先生》2021 年 11 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