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的某一天，法国人斯科特（Edouard-Léon Scott de Martinville）在翻阅一篇关于人类生理学的文章时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对文字进行进行摄影？如果摄影术（photography）可以仿照眼睛制成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图像，那耳朵的复制品是否同样能够捕捉唇齿之间的话语？根据生理学作品对人耳结构的描述，斯科特逐渐制造出了自己梦想中的机械耳朵：1857年，在向法国科学院提交的文档中，参照「摄影术」的拼写，斯科特将这只耳朵的功能称为「摄声术」（phonautography）——拆开词根就意味着「声音的自动书写」。
在斯科特的机械耳朵发明一百余年后，二十世纪的研究者们才意识到，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录音设备。倒不能说研究者们过于马虎大意，因为大部分人既看不懂斯科特的机器，并不明白它记录下的究竟是什么。按照斯科特在专利申请中的描述，他在一块玻璃板上覆盖了一层极薄的灯黑，上面固定着一个小号，小号的一头有一层模拟耳膜的薄膜，在膜层中心有一根细且硬的野猪鬃毛，将将能碰到灯黑。当摄声开始时，玻璃板要以一定速度水平滑动，同时人们在小号开口附近说话，引起膜层的震动，让鬃毛在灯黑上留下印迹（inscription）。
1857年，「摄声机」引起了法国国家工业鼓励协会（SEIN）的注意，在其支持下，斯科特用半年改进其发明，将一块只能记录一段声音的玻璃板，升级成了一个可以记录二十秒左右音频的旋转圆筒。在介绍中，斯科特满怀激情地写道：「人们是否希望有一天，从歌手嘴里逃逸的乐句能在一张顺从的纸页上写下自身……并留下不朽的印迹，哪怕记忆已经遍寻不到它们的踪影？……当作家半夜起身、即兴创作，她可否在第二天自由地想起，那种无法用独立的笔尖无比缓慢地翻译的、不断消逝的思想？」
对斯科特来说，「摄声机」有希望忠实记录下那些不能留存的事物，这不只包括人类的语音，也是要将整个世界的所有声音转化成一种通用的语言。在1857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斯科特似乎是在对整个世界呐喊：「我看到自然之书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打开，无论我多么渺小，我相信我能够阅读它。」然而事与愿违，无论如何加以解读，斯科特仍旧无法将这些印迹还原为任何语言。面对一张张充斥着波浪的画卷，他逐渐让步，认为「摄声机」的主要用途是声音研究与音色分析，而不是进入自然之书的钥匙。
「摄声机」的确留存了自然之书的某个侧面：一百多年后，一个音频历史学家小组在巴黎科学院发现了一批「摄声术」及其录音，并通过计算机进行了还原。这些线条最终被转换成现代人熟悉的音频波形，从电脑扬声器中缓缓播出后，人们听到了斯科特的低吟，那是法国民歌《月光下》（Au Clair de la lune），也是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二十年前产生的世界上第一段录音。坟墓中的斯科特永远不会想到，这些线条无法被阅读，但却可以被「回放」。
事实上，斯科特从未设想过「回放」功能，因为对他来说，「摄声机」所绘制的图像应该有其自身的意义。发明「摄声机」前，斯科特是一位速写专家。在1849年的《速记史》中，斯科特介绍了速写的发展，以及他对创造一种精确而普遍的声音印迹的殷切希望。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斯科特提及大量从未被印刷的口语对话，认为它们的消亡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损失。正是基于速写工作中的感悟，斯科特发明了「摄声机」，也正是在「摄声机」的印迹中，斯科特仿佛看到了速写的影子。
斯科特相信，速写中使用的大量标记表明声音、图像和意义之间可能存在普遍联系，而这种联系指向了上帝留下的自然之书中的内在统一。关于声音、图像和意义的信仰在斯科特的时代颇为普遍，斯科特的前辈，声学之父克拉德尼（Ernst Florens Friedrich Chladn）的开创性成就正是一个在不同形状的玻璃或金属板上制成的沙盘，当实验者用小提琴弓抵住板子边缘使其振动时，沙子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十九世纪初，物理学家约翰·威廉·里特（Johann Wilhelm Ritter）认定，这种被称作「声型」（Klangfiguren）的设备产出的图形，正是自然之书的真正字母。
「每个声响都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字母，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在倾听时，是否也听到了写—读（read-write）……而且，每当我们在看，是否总伴随一种内视（inner sight）的听觉；每当我们在听，是否总伴随一种内部的视觉！」人们可以将里特、克拉德尼与斯科特的猜想追溯到《圣经》中的巴别塔：人类希望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才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换言之，有一种能够通往天堂的普遍语言，它藏在今天所有的语言之后，如果今天的语音不再能统一，那么或许一种图形的语言能够表达自然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更直接地触碰到真理。
科学家与发明家之外，早期现代的哲学家们也希望推倒巴别塔。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都相信，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实存在，并且应该能在上帝赐予亚当的原始语言中被发现。在1859年一篇讨论个人姓名的文章中，斯科特陈述了一个类似的理论：一个人的本质与其名字之间存在关系。这些想法就像是勒古恩在《地海传说》中所说的「真名」：一个人或物的真名反映了它全部的内在和构成，因此，只要发现了书写「真名」的语言，人类就掌握了整个世界的知识和力量。
在讨论将声音与图像、词语与事物之间相互连接的愿望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中写到：「留声机和电影放映机的储存能力在于———两个名字都毫无意外地没有涉及书写———它们储存时间的能力：时间在声学领域中是一种音频混合体，在光学领域中是单个图片序列的运动。」基特勒意识到，留声机是一种全新的存储时间的媒介，在过去，只有文字和刻痕可以用来存储时间，它们将时间变成空间的附属（也即一种时间之外的东西）；可是留声机却可以忠诚地记录过去的五秒钟，并且随时允许播放，时间宛如幽灵一般寄居其中。
在基特勒写作的时代，斯科特的历史尚未被发掘，因此人们可以说基特勒错了，因为在留声机之前，还有一种试图将时间自动转化为书写的机器，它尝试延续人类漫长的传统，将时间变成空间中的图形排列，并且期望人类能够读解。人们也可以说基特勒没错，因为斯科特的机器从未占据市场，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爱迪生与贝尔便分别用留声机与电话框定了声音的现代呈现方式：将不可见的时间转化为不可见或不可解的事物，不再是图形与符号，而是唱片上的刻痕与线缆中的电流。人们的确永远地拥有了声音，但现在，这些声音必须借助人类之外的事物，才能得以听见。
1934年，阿多诺无意间重现了斯科特的梦想，在一篇名为《留声机唱片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Phonograph Record）的文章中，他将留声机的唱片描述为「布满了曲线，一种微妙的涂鸦，完全无法辨认的文字」，通过将声音变成声音之外的事物，唱片重新建立了一种「古老的、被淹没的、但是又有理由的关系：音乐和文字的关系」。事后回顾，人们会发现，这是一种属于二十世纪的怀旧情结，期待自然本身以及人们从自然中所「摄制」的一切都能够被直观地理解，期待在自然背后，仍旧存在一个统一的真实。
可惜阿多诺无法听到斯科特的吟唱。不然，面对这位早些时日进入坟墓的法国亡灵，和他那古怪的「摄声」装置，阿多诺大可自信地添上一笔：这是人类最后一次试图推倒通天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