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学术「借鉴」的一件小事》中，我描述了一次被抄袭的经历。作为此事后续的一部分，我在半个多月前面临一个古怪的状况：一方面，澎湃新闻的记者找我，希望了解相关问题，这让我看到了抄袭者被惩罚的可能；另一方面，出于保护第二作者以及我自己——按我导师的说法，年轻时候在这种事情上出名显得有点奇怪——的想法，我也不太能够上新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我对胡翼青的指控内包含了一个强力指控，即他是我论文的外审，并且他利用这一身份做出了一些学术道德上有问题的举措。我是通过二作了解到这一点的，准确说，二作几个月前转发给我一张聊天截图，其中提到了这一点（当时还未事发，所以不算什么敏感内容），然而我无法直接公开这一点。因此，问题就成了，无论我是否希望公开并扩大化抄袭这件事，我都得想办法利用别的证据表明胡翼青是我的论文外审。至于我为何将这一证明写下来，只因为它有些过度优雅，就像小说里才会留下的过程。
在受到澎湃新闻联系的那天晚上，我偶然发现胡翼青于《现代出版》刊物发表了《出版研究的媒介入射角》一文，文中引用了吉布森的《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的文段，该文段采用了我的翻译：「环境的可供性是它提供（offer）给动物的东西，它准备（provide）或供应（furnish）的东西，无论好坏……它意味着动物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补性。」根据公开信息，该论文发布日期为11月19日，查询该刊公众号，论文最早公开发布的时间为11月16日，相差无几。考虑到我的论文10月20日左右已正式出版，因此，尽管这一翻译仅在这篇论文中公开出现过，引用翻译也无法说明抄袭。
然而，有趣的是，胡翼青并未直接转引我的论文（根据学术规范，使用我的翻译应当要转引我的论文），而是选择直接引用了吉布森的原文，也就是下图中的注释二十九，GIBSON J.J 一项。有趣的是，胡翼青将这本书的出版社写成了 Psychology Press。由于十一月开始我在不停寻找吉布森作品的版权归属，因此我有些许印象记得，吉布森这本书1979版的出版社并非Psychology出版社。查询后确证，1979年该书的出版社是 Houghton Mifflin，要到1986年再版时才在 Psychology Press 出版。
到此，问题似乎变成了，胡翼青为何搞错了出版社？第一反应当然是，胡翼青笔误了，因为根据 Worldcat的数据，1979与1986两个版本的页数似乎完全一致，应当只是换出版社再版，甚至页面都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有可能是胡翼青参考了1986年的版本（目前较容易找到的版本都是这一版），只是写引用时记错了年份，写成了一开始的年份。（据称胡翼青确实看过这本书，尽管我个人并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本书确实不好读。）当然，一个更可靠的解释是，胡翼青从另外的地方抄到了这个引用。
不出意料，我翻了一下自己论文存稿。发现在2020年1月底投出的初稿中，我因为笔误将引用写成了1979年的Psychology出版社。可是在后续的公开版本中，我已修正了这个错误。因此，引用了这一翻译还写错了引用的胡老师，只能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看到我论文初稿的人——也就是我的论文外审。到此，一个相当具有日常推理品格的推理过程就结束了。Q.E.D，证明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