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魔法

1932年，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在年鉴学院论坛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瓦雷里让听众想象，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种微生物，它能攻击现存的所有纸张，并将其破坏殆尽：「没有任何防御措施，没有解药……它们像啮齿类生物侵入抽屉和柜子一样，将钱包和图书馆里的东西化成粉末；所有人们书写下来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瓦雷里意在强调人类文明依靠书写与记忆来维系、发展，因此才有了文明的绵延坚韧，可他似乎也暗示着，由于纸张的脆弱，文明也总处在危机之中。

瓦雷里并非纸张研究者或印刷爱好者，他大概并不知道现代纸张与古代纸张的差别，严格来说，「纸张病毒」的幻想并不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纸」。在公元三千多年前的古代埃及地区，古埃及人会将纸莎草的茎的外皮削去，切成薄片并将其压制后，再将之打磨平滑并用于书写，这也就是所谓的莎草纸（Papyrus）。莎草纸一词是近现代纸张（Paper）的词源，可按照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说法，莎草纸和普通的纸张完全不同：前者是稍作加工的植物，后者则是分离原材料中的纤维得到的纸浆，经多重加工后才能获得其形态。

纸张（Paper）的另一近亲是羊皮纸（Parchment）。在公元前后，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人们发明了一种处理动物皮的方式：用石灰处理小牛或羊的皮，剪去羊毛后再用火山岩将其软化，此后的成品就可以用于书写。与脆弱的莎草纸相比，羊皮纸更加容易保存，并且两面均可书写（莎草纸中较粗的一面会渗墨），主要的缺陷是制作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很难大面积使用。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莎草纸和羊皮纸成为了互补的伙伴：廉价的、不需持存的记录归属于莎草纸，更珍贵的需要长期保存的书籍则使用羊皮纸。

莎草纸和羊皮纸之间是暂时与不朽的辩证法。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古埃及人在墓碑上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不朽：一种是墓志铭所体现的不朽（文学的传颂），另一种则是墓碑材质所体现的不朽（物质的持存），前一种不朽循环往复，后一种不朽则永恒不变。将两种不朽稍加拓展，人们就能够将那些最瞬间的东西变成永恒。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tius）所说：「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哪怕是写在最容易损坏的莎草纸上，只要作品得到流传、记忆甚至引用，作品就会脱离书写载体的存在一直持续下去。

到公元十、十一世纪时，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纸张——光滑、洁白、两面可书写、植物或织物纤维制成、生产不受季节与时间的限制——流行开来，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莎草纸和羊皮纸的联盟（也包括在两者之间抉择的困境）突然就瓦解了。是阿拉伯人将中国的造纸术带往欧洲。所有人都听说过蔡伦造纸的故事：蔡伦将树皮、麻头和破布等材料混合捣成浆，获得表面的膜层后在晾干，以此来制造纸。可由于盛产竹子，竹简成了一种低成本且可以长期保存的媒介，古代中国并没有动力将造纸变成一门生意或是产业。可对中亚或欧洲人来说，来自东方的纸解决了整个文明的两难。

廉价、可靠、可批量生产的书写载体出现后，文明的记忆突然有了更多存放的空间。19世纪晚期，人们从开罗旧福斯塔特的伊本·以拉斯犹太教堂（Ben Ezra Synagogue）废墟中发现了大量阿拉伯纸。这些被称作「格尼扎文书」（Geniza Documents）的材料大多是残片，数量达到数万张，时间则从公元十世纪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格尼扎」是希伯来语中隐藏的意思，指代犹太教堂中没有窗户的房间，人们会在那里存放日常生活中废弃的纸张。换言之，格尼扎并非精心选择的档案馆，而是一个堆满文明和时代记忆的废纸堆。人们甚至可以将写过字的纸张拿走，在背面或角落中写下东西再放回去。

写有《古兰经》文字的护身符、绘有骑士的钢笔画、占星术残稿、收据、土地登记簿和税收登记册残片——「格尼扎文书」最为集中的说明了文明和纸张的关系，也表明在纸张大规模普及后，文明如何被存放、记忆在一堆故纸之中。学者们从十三世纪的纸张网络中重建当地的人员、物质与经济网络，侦探们也可以从十九世纪的报纸、信件上找到破案的线索。纸张代表着永恒，或者说永恒的一部分，一些痕迹、投影。处在二十世纪学者的现实和十九世纪侦探的浪漫之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幻想着，若是人们能够留下所有那些重要的纸张，手稿、笔记、摘要、编目、草图，如此种种，或许就可以将「整个」文明、历史保存下来。

可并不是所有纸张都被用于记录重要的东西。晚年的狄尔泰哀叹康德的亲密手稿被小商贩们回收，成了各种商品包装用纸、纸袋或烟卷，可即便如此，他仍未意识到，纸张所代表的并不都是永远与记忆，也可能是高速的流通、传播以及遗忘。现代社会可以将那些最珍贵的纸变成最普通的纸，因为现代只有一种「纸」。现代写作者早已忘记，在中世纪时，人们需要根据信件的内容、收件人的身份等等信息来决定纸张的大小、材质以及书写的方式，纸张和版面是内容的一部分。可随着纸张的标准化生产，纸张的样式越发接近，1922年的DIN476标准更是一劳永逸地决定了纸张的开本，同样的A4纸上写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可与纸张分离的内容却并未变得永恒。

某种意义上，现代纸张受到了人类的欺骗。为了满足贺拉斯的愿望，它不得不牺牲自己，将自身变得透明，从人们的记忆中隐去，可是其结果却是越来越多无用的内容出现在了世界上。诸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这样的学者会强调当代出版物严重过剩，人们将各种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意义的文字印刷出来，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狄尔泰似乎没能真正明白，纸张之间的转化并不源于人们的无知，人们可以保存尽可能多的纸张，尽可能多的文明，可正如齐美尔（Simmel）所担忧的那样，现代人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人类的记忆力远远赶不上纸张的记忆力。在数以万计的「格尼扎文书」面前，在如恒河沙般的现代纸张面前，人类似乎无力理解自己的全部文明。

几乎是一瞬间，中世纪时缺乏记忆载体的难题就消失了，二十世纪的人们发现自己并不希望也不需要记住那么多东西。纸张的质量变成了速度，人们意识到，文化中一定有一部分会消失，而这种新型的、被规定了尺寸的纸张，就是为了这些快速诞生、传播又快速死亡的内容而存在。1924年，弗洛伊德在一篇文章中重新唤醒了古埃及墓碑上两种永恒的区分，他比较了带有墨水字迹的纸张和带有粉笔字迹的石板，前者的内容可以无限保存，但却空间有限；后者的内容不能无限保存，却可以擦除后再写。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的认知系统（乃至整个文明）就是这两种书写材料特性的集合：一种既能随时记录，又能将记录的内容永久保存的神奇的写字板。

弗洛伊德对白纸的讨论显然与洛克（John Locke）有关。洛克将初生婴儿的大脑比作一张白纸，认为是后天的经验在上面涂画才塑造了一个人，换言之，一个人的意识就是这张纸上的全部。可对弗洛伊德来说，人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被用来不断记录并擦除的粉笔和石板，另一部分则是用来永久、长期记录的墨水和纸张。这意味着感觉和记忆之间、当下和过去之间得到了分离。永恒当下的存在是为了向永恒的历史和记忆贡献内容，在两种永恒之间似乎没有高下之分，人们可以在脱离历史的情况下安心生活。

对现代纸张命运最好的描述来自梅尔维尔的《单身汉的天堂与未婚女的地狱》。小说中，男主人公参观了一家十九世纪的美国造纸厂看着机器，他不由得感叹到：「这很奇特。望着那些白纸不停落下，落下，落下……我一个劲儿地在想，它们的数量成千上万，最终的古怪用途则各不相同。此刻还是一片空白的纸张上将写下五花八门的文字——布道词、律师的辩护状、医师的处方、情书、结婚证书、离婚证书、出生证明、死刑执行令等等等等，无穷无尽。」在梅尔维尔的描述中，纸张在整个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只作为一种执行程序而存在。这样的纸张已经预示了自己的未来。

梅尔维尔之后半个多世纪，纸张在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最后一项丰功伟绩：穿孔卡片。它用于行政统计，将当下变成行政系统中的记录，或是用于计算机，将模拟世界的信息传递到数字世界中。现代人不会再将自己理解为一张纸，现代文明也不再将自身看作一团故纸堆。一切好像是一个计算系统，而当下的生活就是一种运算，一台不断在运作的计算机的CPU，书写、历史、纸张是它的硬盘，也是人们在计算过程中不需要太过在意的部分。这种隐喻还未完全凝固，人们仍旧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刚刚打开，却一个字都没有写下、可能无限绵延的电子文档（A4格式，宋体五号，Times New Roman 10号），还是一个格式不明的可执行文件，只是忠实地过着和纸张若即若离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