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子球机不会将你带去任何地方，唯独『重来』的指示灯闪亮而已。重来、重来、重来……甚至使人觉得弹子球游戏存在本身即是为了某种永恒性。」《1973年的弹子球》是村上春树写给「街机」（Arcade Machine）的情书。自二十世纪初名古屋人发明了柏青哥（Pa-Chin-Ko）以来，弹子球游戏始终风行日本，成为了连接不同代际的终极。从手动拉杆到自动发射，从手绘台面到五光十色的彩灯，自大正至令和的男男女女们在越发精致的弹子球机中消遣娱乐，村上春树则在弹球的不断碰撞中看到一种人造的「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将命运与游戏相连。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就要求人们将生活当作一场游戏，以接受命运的洗礼：「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呢？我们必须把生活当作游戏，要玩一些游戏，要参加祭祀、要唱歌跳舞，这样你就能使神灵息怒，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侵犯，而且在竞赛中夺取胜利。」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数学进展持续冲击着传统「命运」观念：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学者卡尔达诺流连赌场多年后发表了《论赌博游戏》一书，证明赌博的胜负与命运无关，而只是概率的作用；荷兰数学家惠更斯则在费马与帕斯卡等人的基础上写就了《论赌博中的计算》，彻底将游戏中的「命运」化简成了数学公式。
如果命运可以被计算，那么只要拥有足够的智慧，一个人（而非上帝）就可以设计另一人的命运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宏大梦想的驱使下，一场试图改变整个世界的「启蒙运动」（Enlightment）出现了。与思想改革相伴的是物质世界中的现代化之梦：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伦敦、巴黎等欧洲城市纷纷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试图打造出一种只属于现代的城市空间。在奥斯曼男爵的主持下，巴黎造就了两公里长的香榭丽舍大街，也就是世界上第一条林荫大道；透过玻璃屋顶，阳光洒进新建成的拱廊商业街，照射出现代城市的风采。可也正是在开阔透明的空间中，十九世纪的诗人与画家们看到了巴黎的忧郁。
在其名篇《穷人的眼睛》中，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意识到了设计世界的危险。奥斯曼男爵的确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巴黎，可是在新建成的林荫大道上，诗人坐在「闪烁着光芒」的咖啡馆中，却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中年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正向里看，眼里透露出渴望。波德莱尔发现，正是由于大道是如此宽阔以至于纳入了社会上的各式人等，正是由于玻璃橱窗是如此透明以至于人们的目光可以直接交汇，他才会直视「穷人的眼睛」并在自己的良心中感受到一阵阵疼痛。对他人生活或整个世界的设计似乎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只不过所有后果都不再被看作命运的一部分，而只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或许正是为了缓解新兴中产阶级内心的疼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巴黎出现了第一批街机。顾名思义，街机就是摆置在街边（尤其是商业街）的机器。早期的街机大约可以分为自动型与交互型两类，前者更接近电影，投入硬币后就可以开始被动观看（电影机）或完成交易（售货机）；后者则更接近现代游戏，投入硬币后可以与机器持续交互（柏青哥或老虎机）。随着历史的演进，自动型街机逐渐被大型商场与电影院所整合并取代，成为一种特殊的「橱窗」，用来向穷人展现那些他们无法触碰或拥有的商业景观，而不断发展的交互型街机则赋予了手头并不宽裕的消费者一种指挥官般的感受，用刹那的幻想取代了现实的苦难。
二十世纪最初的三十年是街机的鼎盛年代。在《投币机月刊》（Coin Machine Journal Magazine）的最后一期中，编辑用近八十页的篇幅介绍了包括老虎机、纸牌机、弹球机在内的数十台用途各异的投币式机器。在另一本街机杂志——《自动机时代》（Automatic Age Magazine）—— 的创刊号（1925）中，杂志刊登了十余种机器的广告，除了各种赌博机器外，包括明信片印制机、坚果贩售机、射击机、电影机等。其中大多数投币街机都被设置在城市的阴暗处，从街角到商店，从酒吧到候车室，只需一个硬币，投币机便能在城市中隔离出一个私人的世界。
看来在现代世界中，街机或任何一种游戏的存在就是为那些无法与现实共处的人提供一种人造的命运，让他/她们可以在一个虚拟小世界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生产街机的中产阶级来说，街机也提供了一种将穷人引导到城市角落中的方式，避免了林荫大道上目光直接相遇带来的刺痛。《1973年的弹子球》的致敬对象，《万延元年的Football》就描述了这种过程：大江健三郎将足球称之为「现代的暴动」，并认为1960年代的足球替代了1860年代（也就是黑船来航的年代）的政治暴动，成为了释放现代人斗争力量的方式。因此，街机厅似乎成了一个微型的「美丽新世界」，让资本家或权力所有者在无穷尽的奶头乐（tittytainment）中驯化整个社会。
可并不是所有的街机都致力于带来快乐。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街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电击机」。与一般的街机类似，如「电击即生命」（Electricity is Life）与「龙之矛」（Spear the Dragon）等电击机同样是通过硬币交换其运作，也就是一次「治疗性」（therapeutic）的电击，或者说，一次无可避免的疼痛。为何要花钱寻求痛苦？诸如弗洛伊德这样的精神分析师发现，世纪之交的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此前罕有的病症，例如广场恐惧症或是癔症（歇斯底里症）。在弗洛伊德看来，城市生活意味着与不同人的秩序接触，现代人似乎还没能在感官上适应这种人为设计的生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人要在电击中为耗尽生命力的身体充电，将电击所带来的瞬间的冲击感当作能量成功转移的标志。
几乎与弗洛伊德同一时期，社会学家们在街头找到了一种专属于现代城市的情绪，也就是法语的「倦怠」（blasé），一种在无穷尽的刺激中耗尽自身能量，以至于无法也不愿再对外部刺激有所反映的状态。或许街机所面对的不仅是那些失去对生活控制力的穷人，也是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所有人。在日益复杂的现代世界中，没有人能理解全部的知识或是他人的存在，与此同时出现的各种远距离沟通手段（电报、电话或网络）却又进一步凸显了沟通的困难，人类不断爆炸的知识容量也说明了百科全书式的个人再也不复存在。用数学、物理或设计，我们消灭了天上的神和神赋予我们的命运，可是我们却无法捉摸透自己所设计出的一切，甚至是那些和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我们要处理的信息或事务远比我们的先辈更多更密；我们明白一切都可以计算只是我们不够聪明，因此只能将事务交给专家；我们知道可以和他人交换彼此的信息可是极少触及内心的隐秘；我们感觉一切都可以被控制却实际上没能控制任何事物；我们迫切需要在街道上寻找一个狭小的空间，为自己创造一个简单的、可以理解也值得信赖的世界。
所以我们投入硬币，看着弹子球不断跳跃，在重来、重来、重来的节奏中，平息神灵的怒火，感受命运的存在。
本文另有版本刊载于《时尚先生》2021 年 2 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