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九岁的小约瑟夫·梅斯特被送到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面前。男孩在三天前被疯狗咬了，身上伤痕累累并患上了狂犬病，生命只剩最后几天。在和男孩度过了一个下午后，巴斯特听取了两位医学院院士的建议，将仍在实验中的疫苗注射给了孩子。整个治疗过程旷日持久，巴斯德间隔性地注射疫苗给孩子，终于在三个月后治愈了他。小梅斯特后来在巴斯德研究所担任门房，一直到1940年，德军逼迫他打开巴斯德地下墓室的大门时，他宁死不从，愤然自杀。
巴斯德与梅斯特的故事中充满了命运与偶然，却并非疫苗史真正的序章。向前回溯一百余年，天花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上肆虐，致死人数有六千万之多，死亡率则接近三成。在疫苗尚未诞生的时期，人们在抗击天花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如源于中国的「种痘法」是将感染者身上的结痂存贮一个月后碾碎再于植物混合后，由受种者吸入，「人痘法」是将天花患者身上的痘痂用小刀涂在受种者的皮肤下，而「痘衣法」则是让受种者穿上天花患者的衣服。此类方案都尝试降低病毒量以在减轻症状的同时激发免疫，但其死亡率却并不低。
到十八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注意到，人被患有牛痘的牛感染后就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而牛痘对人几乎没有影响。1796年，詹纳从感染了牛痘的农妇身上取下牛痘疱液，注射到了小男孩詹姆斯·飞利浦的手臂上。整整一年后，詹纳又给小詹姆斯注射了天花病毒，并最终确认男孩获得了免疫力。牛痘法试验的成功为抗击天花带来了全新的可能。由于很难找到携带牛痘病毒的动物，詹纳采取了「接力」接种的方式，即在一名儿童接种后，将其长出的脓疱疱液提取出来再注射给下一个儿童。
这种接力接种的方式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颇为流行，甚至衍生出了一些颇具想象力的接种行动。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希望在所有殖民地上推广天花疫苗，于是便招募了22名孤儿岁探险队一同游历。最初有两名孩子接种了疫苗，每十天疫苗就会被传递给另外两名孩子，直到抵达一处殖民地时便再换上一批。但这种经过人体传递的疫苗也存在不小的风险，如中间任何一个受种者有传染病，那么病症就将随着疫苗被传播到所有接种者身上。因此，疫苗制造者们很快开始寻找以动物为供体的疫苗制备方式，其中就包括以牛犊肋为载体的天花疫苗和以绵羊脑为载体的狂犬疫苗。
可牛犊肋与绵羊脑这样的「培养皿」仍不算理想，因为它们缺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可能。在规模化思路的引导下，人们将目光转向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动物或动物器官，而鸡胚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专门的物料饲养，接受严格的卫生检疫，避免任何微生物的存在，疫苗专用的鸡将产出一批又一批鸡胚，供人们制备疫苗使用。直到今天，由鸡胚生产的黄热病、流感等等疫苗仍为数十亿人的健康添砖加瓦。这并非鸡胚对疫苗事业做出的全部贡献，也没有动物保护者追问此种生产过程是否符合伦理，可以确定的是，鸡胚不仅自身承载着疫苗，还带来乱全新的疫苗制备的思路。
1912年，现代细胞学家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在实验室中成功培养了鸡胚胎心脏组织的细胞，这些细胞在34年间持续地传代，因而被成为永生细胞。在永生细胞存活的34年间，许多实验室与科学家都尝试重现卡雷尔的壮举，可没有任何其他细胞像卡雷尔的永生细胞那样一直活下去。可由于卡雷尔的地位（尤其考虑到1912年同年，他刚好获得了诺贝尔奖），细胞在正确培养的情况下能够永生的传说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方才告终。真正有趣的是，卡雷尔所创造出的错误传说颇有成效地促进了一种全新的疫苗制备技术的发展。
在以动物制备疫苗的过程中，科学家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病毒都可以在其他动物或其器官上培养，人类仍需要对自己或自己的近亲开刀。如果借助人类接力传递疫苗的方式也不够安全，人类的道德也不允许使用人类的器官或胚胎进行疫苗制备，那么人们只能从细胞入手，尝试培养人类或与人类亲近的猿类的细胞来制备疫苗。在此情况下，卡雷尔的永生细胞成为了指引科学家们前进的灯塔：按照卡雷尔的说法，只要培养的过程足够标准、专业，细胞就可以永生，而病毒则可以在合适的细胞环境中不断增生。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断提高培养技术，学者们终能实现用细胞批量制备疫苗并最终消灭传染病的梦想。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五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分别制备出了灭活的脊髓灰质炎症疫苗与减毒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症疫苗。这两种疫苗是第一批用细胞培养技术制备的疫苗，两者都使用了猴肾细胞，研究者们一直担心，由于猴类和人类的DNA更接近，如果猴肾细胞中存在某些尚未被发现的病毒，它或许将影响接种者的健康。不幸的是，到1960年，人们真的在已经批量应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中发现了SV40病毒。尽管SV40并未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影响，但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猴肾细胞的信心，迫使研究者将目光放在了道德上可疑的人类细胞上。
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微生物学家海弗里克（Leonard Hayflick）发表了疫苗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文章表明，如果将纤维细胞从人类胚胎中分离出来并适当地培养，它们可以持续分裂40-60次并最终进入衰老期（Senescence）。细胞分裂的限制不仅反驳了卡雷尔永生细胞的悖论，同时也证明了一种新的通过细胞制备疫苗的思路：找到一种合适的胚胎细胞作为载体，将它分裂数十次后，就可以满足数十亿人的疫苗需求（例如1个二倍体细胞分裂30次，就可以分裂出10亿细胞）。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应当从哪里获取胚胎细胞？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研究伦理并没有如今那么规范，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们会从各类医院的流产手术中收集婴儿来提取细胞。正是在道德灰色地带游走鼠年后，1962年6月，海弗里克从瑞典一家医院的流产手术的女婴中提取细胞，培养出了一个新的细胞谱系：WI-38。很快，它就成了整个疫苗产业的希望，因为它源自人类（这意味着几乎所有人类可以患上的疾病都能用它制备疫苗）、可接受多种检测、不包含感染源、可以长期存储且几乎无穷无尽。然而，随着人类胚胎细胞培养的疫苗越来越多，人们也逐渐关注起疫苗背后的道德问题。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部分天主教徒开始传播关于此类疫苗的谣言：「你孩子的下一针疫苗，可能就来自某个惨遭杀害的婴儿」。哪怕在此类谣言平息后，天主教会仍然坚称，使用「不道德来源细胞株」培养出的疫苗的人，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以此为代表，与现代疫苗有关的各种阴谋论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富人利用疫苗推进优生学目标、国家之间利用疫苗与病毒进行生化战争、麻风腮疫苗导致了儿童自闭症的产生——可以说，参与到整个疫苗历史中的所有研究者及其行为，都被放到道德和阴谋论的显微镜下进行重新观察，原本「纯净」的防疫科学，逐渐沾染风尘，融入社会之中，失去了原本完美无缺的形象。
可是否真的存在一种纯净的与社会无关的科学？是否真的存在一种脱离于社会舆论、力量的微物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人们都相信，哪怕是那些最小的事物中，也存在着完整的宇宙模型。从詹纳、巴斯德到卡雷尔、海弗里克的历史告诉我们，正因为科学从来不只是科学，疫苗才能被生产出来并注入我们体内。针尖下的世界和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别无二致，它包含的不只是细胞与病毒，还有怜悯、恩情、冒险、牺牲、谎言、误解、贪婪和命运。
本文另有版本将刊载于《时尚先生》2022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