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流」与「地层」——历史的两种隐喻[1]
如果对当代的所有历史著作进行统计，毫无疑问，「源远流长」将是最常见的修饰「中国历史」的词汇[2]。从表面上看，这一修辞仅仅指向了「中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论断；但是更深入地观察这一修辞本身，不难发现，将历史比喻成一条「河」，这一看似天然的活动，暗示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某些理解。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杜赞奇将这种理解地方式称之为「线性的历史」，而与之相对的便是「复线的历史」。如果仍然延续河的比喻，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线性的历史便是一条河流，河流是线状的，朝向海归于海的，而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也便是沿某一脉络进行，不断朝向某个终点的；相对的，复线的历史则是观察到了河的分叉与来源，它吸收并且改造着其他用以讲述过去的方式（即话语），将之汇入到一个「历史」之中，而这一吸收的过程也不断改变着「历史」本身的样貌——正如河流吸纳着降落在自己周围的雨水和其他支流，汇聚成一条主流，而汇聚的过程也不断改造着河岸。
但正如李猛在《拯救谁的历史？》一文中所提出的批评，原本意在「拯救历史」的理论最后却陷入到了「知识的集中营」之中，在前言中声称自己将要重现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作者，在实际的考察之中却成为了一个更强大的历史的暴君——不断出现的高级词语与用话语理解历史的逻辑将历史与「被压制的声音」彻底割裂开来，站在舞台上发言的永远是拥有话语权力的人，沉默者的行动成为了他们话语的解释对象，从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复线的历史真的拯救了什么，那或许也只是将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中个体的关照，转化成了对历史中个体的话语的转述——它确实打捞起了一些散失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并未拯救历史，而只是将沉默者从一座牢笼转移到了另一座更为现代的监狱之中。
「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历史的天使并不是单纯将「河」的历史转化为「水」的历史便能够得到拯救的，历史存在着不同的「地层」，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地层之中，即使我们认识到了「河」由「水」构成，认识到了「水」在分叉也在汇集，我们也无非更多地观察到了靠上的仍旧存在着「水」的地层，从而根本性地遗忘了干燥的作为一切的基础的「历史的底部」。我们所见到的并非历史在分叉，而只是不同的历史地层之间出现了断裂、破碎与混合，不同人层次的历史生活在某个事件上出现了交错。无论是我们还是处于历史中的人，都只能看到历史的碎片——因为即使是天使，也不过只能从空中俯瞰，无法进入到最深的地层之中。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并非召唤回全部的历史，因为正如米什莱所说，「我不能让他们说话」——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细心地观察历史的碎片，尽力地，像理解一个人一样去理解历史中的个体——归根结底，历史是人的历史，而绝非结构的历史或者话语的历史，沉浸在宏大的论述之中或许能够拯救自己的表达，但绝不能够拯救历史本身。从这个角度看，「从个体生命拯救历史」与其说是一种方案，毋宁说是一种修辞，毕竟无论是单线的历史还是复线的历史，历史或许都不需要被拯救，我们所需要的仅仅从历史之中拯救个体生命，从我们的命题之中偶尔脱离出来，去仔细地考察个人的历史生活。[3]
二、「生活」与「叙述」——民族主义的微观研究
1.「日记」——两种历史的连接
「我跟着工人慢慢地回家，却一句话都说不出。」
周建中的日记中止在这样一句话里。这句话恰好印在书页的末一行，让人翻页的时候不禁产生「尚未结束」的幻觉。往回拨几页，很快就能想起他以一幅大人口吻所说：「我的教育费，虽有母亲极力设法张罗，但这样困难，下学期大概终是没有读书的希望了。」
于是无法不联想他日后的生活，究竟是否继续求学，抑或是在乡中务农；是随着「民国」退到了台湾，还是留在原籍，延续祖辈的生活。日记的突然中止让人意识到历史确有它作为话语的一面——至少要能够言说，无论是纸笔或是身体，再有人倾听，那历史就存在着——记录并且被人记住，这就存在着变成历史的碎片的可能，这种可能性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囊括了他所接触的种种人与物。我们在历史的话语中见到了太多被压制的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便是某些巨大的身影，某些时代的浪潮在不同时空的投影，于是我们长久地忽略了他们。可是当我们仔细回想，无论他们的想法由何而生，又是否有着影响，那都是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是需要被关照和理解的记忆。
我们必须承认，正是陶行知等处于历史靠上地层的人，通过教育将知识和话语一起送到了身处历史的底层的他们的身边，并最终使得一群在不同地层间穿梭的身影保留在了日记里。这既为我们留下了这些珍贵的记忆，但却也暗示着这种「沉默者的声音」的微弱与不稳定——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日记都是三四十年代经过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日记，其中甚至还有陶行知本人倾力推荐的版本，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日记已经彻底消失了，再也发不出声音，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即使是这些看上去靠近过历史的河流的人，也不过留下了他们的部分记忆，而且是在被那些话语的制造者们选择后的记忆；同时，当我们在进入他们的生活时，我们也必须记住，他们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最为广大的「沉默者」，他们的发声，即使是微弱的，也意味着我们终究不能将他们当作一个个典型的个案——他们永远是非典型，因为典型无可书写。
不过好在这并不妨碍我们将目光聚集在这群乡村孩子的日记上的原因。因为这里记录的都是极「小」的话语，它们跳跃、短暂、间隔，却并不妨碍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我们在他们的生活里，在他们的个人表述之中，清楚地看到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庞然大物是如何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影响，赋予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另一历史地层中的意义[4]。
2.「叙事」——群体记忆的投射
「符号」——日常生活的叙事
周建中、承国新、杭茂祥、吴珮瑛、查福华。
五个孩子的名字或许正是他们所处的历史为他们留下的最初的痕迹——杭茂祥与吴珮瑛是较为传统的姓名；而剩下的三人，建中的「建设中华」、福华的「祝福中华」与国新的「国家日新」都包含着「中华」的情形不佳、需要改善的意义，「国新」则更是暗含了一个与「新国」相对的「旧国」的形象，宣告着某种与过去或者现在断裂的想法——如此解释虽然不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是正如前文所说，我们仍旧可以理解为这也是民族主义（「庞然大物」）在他们生活中的某种最初的投影，而这种投影方式，便是某种「符号」。
姓名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毋须多言[5]，而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或至少是包含着民族主义情绪的符号，经过国家或他们身边的人，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相当的一部分。
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也就是1931年的9月26日，周建中在日记中如是写到：「校里本来依着地方习惯，每逢这个节日是放假的，近因暴日侵占我东北，国将不国，决定实施抗日救国的用功读书一条，仍旧照常上课。」从理性的层面看，多上的这一天两天的课程并不会对抗日救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在「不放假—用功读书—抗日救国」的逻辑链条上存在着巨大的空缺，换言之，「不放假」这个活动背后的逻辑并非是「功用性」的，而更接近一种「符号」的建设。而这种符号，也正如周建中在日记中所呈现的那样，并不是完全地笼罩着他的生活——他在当天晚上仍旧与同学一同赏月，「快活得手舞足蹈」，只是在「深夜静思」的时候，却又突然遇到了这一符号的影子——「在国难当头，国将不国的时候，不竭力设法抗日救国，还这样地赏月取乐，怎不惭愧呢？」
同样的遭遇在国庆日又再次重现了。学校因秋收临近，放了稻假。尽管假期与往年相同，可是过去每年都举行的庆祝大会与提灯会都取消了——原本作为「国家」的象征的符号（节日与庆典）被忽然取消，这种取消本身又构成了一种「国难」的符号。周建中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符号，并且将民国与个人身体进行了联系[6]，在国庆当日的日记中写到：「到了二十岁壮年的民国，竟到了国将亡、家将破的底部。这个国庆日，还有庆祝的价值吗？」
而符号化的过程不仅仅涵盖了物，还将人收入其中——「今天是总理第六十六周诞辰纪念日，他的诞生就是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诞生，也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在日记中写下的看似「宣传」一样的论述与其他的论述是同时出现的，我们无法将它们截然区分，分清哪些是「真实情感」，哪些是「政治宣传的结果」。一个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对于日记的记录者而言，所有的情感都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对孙中山本人经历的敬仰与符号化的「总理」一起，将个人化的情感更深刻地引导向国家[7]。
如果说上述事例中都有强烈的国家或者政府宣传在其中影响的痕迹，那么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种出于记录者自身的联想的符号。在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中，承国新描绘了自己家庭分家的经过，并且在最后说到：「乡下人家人口多了，便要分家。但是，家可以分，国绝不可以分的！」虽然承国新的日记有着在每一记录的结尾用一两句话「升华」的习惯，但在接近半年的记录中，他也仅仅在几处日记中采用类似的「联想」的方式[8]，并且大多数时候，联想的都是与国家或民族有关的内容。如果仔细查看「分家」之前几日的记录，不难发现，在3月8日的日记之中，承国新表示自己听说「热河被日本人夺去了」，并在感叹之后反问到：「怎么才能把我们的地方拿回来！？」——由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热河的「被夺取」确实唤起了承国新深刻的感受，这种感受一直徘徊在他的生活之中，在不经意间被召唤，促使他主动地赋予了生活符号化的意义。
从节日到分家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种种主动或是被动的符号化的过程逐渐扩张着自己的领域，最终覆盖了整个生活的主体部分。无论是进行了如何的表述，孩子们都在将自己的生活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联——「用功读书」、「锻炼身体」、「努力」、「节省金钱」——在日记中，这些即使现今看来也无比日常化的「目标」却成为了「我们对于抗日救国的几点责任」，「识字」与「耕作」都成了「抗日」的方法，甚至被赋予了更高的地位[9]。而当这些符号携带着它们的意义在生活的空气中弥散开来，我们就隐约看到了它们所共同指向的那个最终的符号——「自我与他者的边界」。
「边界」——村庄之外的叙事
如果将符号作为一种凝聚民族主义情感的通道，那么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自然是最直接指向这一情感的路径。如果我们承认「民族」是一种非完全生物性的区分群体的方式，那我们便很容易理解，同其他所有的区分方式一样，「民族」中都多少存在着「建构」的成份，而这种建构的对象便是「自我与他者的边界」[10]。
在日记中，这种边界存在两个——其一是民国与过去的王朝（「新国」与「旧国」）之间的边界；其二则是中国与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边界，这一界限在不断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得到加强，最大限度地、几乎是自我保全性地划定了「中国」的范畴。
关于前一种边界，在上文中对作为符号的「诞生」的理解便可从「新」的方面解释这一问题。而在承国新、吴珮瑛与查福华的日记中，这一界限的「旧」的一面也展现了出来——「中国人真迷信极了」「我校没有孔夫子」「可见什么仙呀佛呀都是无稽之谈」「祖母，你烧香拜佛的修福修寿都是白修的」——通过对「旧国」中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与「生活在过去」的长辈的批驳[11]，孩子们无意间树立起了「新国」[12]与「旧国」的分野，作为参考座标凸显出自己「处在民国」特殊性。
而后一种边界的体现则更具有复杂性。
这一边界首先可以体现在最基本的民族界限[13]之上：在1933年8月的「万宝山惨案」后，周建中在日记中详细叙述了惨案的始末，并严格地区分了「中国」「朝鲜」与「日本」，最后通过分析得到结论：「因为国家贫弱，所以同胞要受此苦痛。」[14]同样，在9月22日的日记中，刚刚得知九一八事变的周建中简要地复述了事变经过，但措辞与以前已出现极大不同——「无理的暴日」、「狼心狗肺的日奴」自此开始成为了他在日记中对日本的主要称呼方式——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对日本态度的进一步恶化，也意味着日本作为一个怀有恶意的「他者」，形象更为明确。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单纯的民族边界之上，这些乡村的孩子们还在其中混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在九一八之后的日记中，周建中开始了解与家乡相隔甚远的满蒙地区的情况[15]，并且由此进一步讨论了朝鲜被日占的问题。表面上看这里仅仅是在担忧中国和朝鲜一样被占领，但在日记的论述之中，「朝鲜原出于中国」被特意强调，从而模糊了朝鲜与中国之间的民族界限，以「强弱」作为实际标准将中国与朝鲜都理解为更亲近的「我们」。这种「强弱」的划分暗示着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叙述之间的相互混合——在承国新的日记之中，官员或富人对穷苦的人的剥削[16]与日本对中国的利权的侵夺[17]之间存在着叙述上的关系；而通过「读书—强国」的逻辑链条，杭茂祥更是将「贫苦的无钱上学的人」与「贫弱的国家」进行了联系：有知识便能强国，而无钱上学者无知识，因而无钱上学者与贫弱的国家是一件事情的两种体现方式[18]，「穷苦的人的翻身」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在这样一套完整的类比之下，贫富的对立与我与他者的对立被统一到了相似的论述之中。而这种复杂的论述，在与「民族」这一概念（或者说区分方式）的互动之中，也在不断地理解并改造着「民族」[19]。
从这个角度上观察，我们或许可以说，孩子们正通过日记完成了对历史地层的连接，他们通过赋予自己普通的生活以「更高层次」的意义，同时参与了个人的生活与民族主义构建的宏大叙事，从而真正连接了高层次的论述者无法触及的部分[20]。可是正如这一部分的标题所暗示的，当我们竭力去证明他们同时身处不同的历史地层之中，我们似乎就已不自觉地将他们的生活变成某种群体记忆的投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自我提醒，尽管我们同时考察了两种历史生活在他们身上的痕迹，并且实际在依照靠上的历史地层的脉络重新组织着他们的记忆，但我们更应将这种重新组织理解为一种勾连历史地层的手段，而非用一种记忆证明另一种记忆——即便这样难逃狡辩的嫌疑。
3.「生活」——个体记忆的微光
「重述」——普鲁斯特的回顾[21]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追忆 [22]
俗说：「光阴如白驹过隙。」真不错呀！不觉今天是一年内的最后一天了。本来是可欢欢喜喜地过年，但想起这过去一年内，虚度时光，毫无进益，真是惭愧极了。
自父亲去世后，虽有哥哥稍挣几钱，然家里的经济，一日困迫一日，每年终是入不敷出的。我的教育费，虽有母亲极力设法张罗，但这样困难，下学期大概终是没有读书的希望了。
倘使明年不读书，当然是牧牛或做学徒去的，可是我对于这种的职业，终感到不合意，只愿像哥哥那样的师范毕业，来做个小学教员，唉！这个愿望怎达得到呢？
或许在家中多陪陪母亲也可。本学期刚始的时候，大家到齐，尽是重逢的喜悦，可那时候我就突然地想起家里孤独的母亲来。父亲和大姐相继病故，哥哥也在外做小学教员，家里终于是只剩我和母亲两人。哥哥虽然常有来信，让我于生活中多学习，不要拘泥于书本，更要强健身体，关照母亲，可实则难见几次。我并非抱怨的意思。我并无大姐那般聪慧，更不如她那样用功，幼时甚至还因先生太过严厉，有过逃学。单就成绩看，我一直以来都未进过甲等，而大姐却是常常第一，可能同我说的这两项都有关系。
我还记得父亲临死之日，大姐因生了危病之疮，在城里医院医治，恐怕她因悲伤更易加重的缘故，所以不便前去喊她——父亲是申牌时分死的，当临死时，托付了母亲后，就把我们三人交到床前，叮嘱我们要句句听母亲的话，要用功读书，要勤力帮助母亲，长大后能替社会造福……父亲没说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有痰把他的喉咙塞住，一时气绝了，眼闭了，血已收了，脉搏也停住了，竟变成了一个死人。而不几天，虽然并不知晓父亲的死，姐姐却也从医院退了回来，也终于离世而去了。
父亲和大姐一齐离世的那一年我刚开始上学。我记得那天早晨母亲给我穿上了一件崭新的衣服，我想着或许是要到哪个亲戚家去了，可早饭过后方才知道，我是要开始过学校生活了。我们学校在东区镇外的一座小城里，校里有四位先生，一百多个同学。起初我有些怕被先生打，怕同学欺侮。那种害怕过了一个月后就结束了，后来一切都惯了，我就只有高兴、欣喜可以和许多人一块儿游戏。唯独那年十二月，连连发生恶事。从此二姐就停了学，只有我和哥哥仍旧继续读书。
我想母亲一人供给我们读书终究并不轻松。今年受了大风大水的影响，家里秋收统计起来大概只能收获每亩三百斤左右的谷，不过比往年虫害的时候还是好一些。听说大家收成都是这样。秋收年成的好坏，与我们乡人关系很大，我们乡里的大小人家，全是靠着种田谋生的。而我们的学校，因地处乡下，将来一般同学出校后多半是务农的，所以对于农业也自然特别注意。国庆时候学校放了稻家，让我们回家帮助父母打理一番。因国难的缘故，那日并没有过去的庆祝大会和提灯会，我也并未像往年一样快乐。我想没有放稻假的学校，今年的国庆日，恐怕也未必有这般欢心地去庆祝。日人在东三省已是格外厉害了，任是谁都不得不担心一番。
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还并未有这么明确的想法。我仅照着校里的行事日历，来拟定本学期应实行的许多事情。那时候并不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情况，被选为图书馆馆长后也常常忙于制定图书馆规程细则等等事物，并未有所关切。直到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第二次总理纪念周的时候，张先生同我们说了万宝山惨案及朝鲜人排华事，我才感到悲伤，想国家的贫弱让同胞受了这样的苦。
之后八月底的时候，镇里发生了一场时疫，死了不少人。又过几日，林先生在演说时说到我国的一次大水灾，据说受灾的人民有五千万之多，尤其是长江一带，更为厉害。我那时也仅仅是想到要注意卫生，官厅也要重视起来，多造森林，疏浚水道，此后便仍照常与友人一起玩耍：去过秋郊一次（大自然的妙景真是可爱极了），亦与时化小学进行过一场足球赛，结果是二比三输给了对方（输赢无怪，我只奇怪同学们输后仿佛受了奇耻大辱的模样，不知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可谁知那无理的暴日，趁着我国大伤元气的时候，就要趁机来侵略了。
今年的国家，回想起来，真可使人悲痛！土匪天天在各地扰乱，还来了个百年来所为由的大水灾。又宁粤两政府分裂，人民受尽苦难，国家大伤元气，日人看我这样，一面自己来行凶，一面还唆使韩人叫他做其傀儡，来向我们作恶。
万宝山惨案、朝鲜排华、青岛时间，都不是他们给我们的苦痛吗？这样的，也算够了，他还要出兵东三省，在那里抢、杀、烧，可怜！那里的同胞，都给他送到黑暗的地狱去了。
可是我想我们总当有一些办法的。九月底朝会的时候，校长邬先生向我们报告了日本出兵东三省暴行的经过，并且叫我们此后应负对于抗日救国的几点责任：（一）用功读书；（二）锻炼身体；（三）努力；（四）不买日货；（五）节省金钱，预备作救国基金。我想他说的这几点实在重要，是不得不去做的：用功读书一事此前邬先生已同我说过，不仅要我们认真读书，他们还在办平民夜校，只因我们个个都能读书识字了，这样才不会落人之后；锻炼身体同努力两事大哥给我来信时候也反复叮嘱过；至于不买日货，我想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我们抵制日奴的货色，对他们经济绝交，他们就没命了；而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准备好救国基金，等我们储蓄会的储蓄多了，无论是送到受灾的同胞那里，还是买一些有益的书和器具，又怎么不能说是帮助我们的国家呢？
到了十月初的时候，抗日大会终于组织起来。乡民五六百人都来了。邬先生和区长镇长等人相继演说，说得非常激昂悲痛，引起镇民们哥哥摩拳切齿，而且个个都有决心去牺牲奋斗。那时候总觉得一切是有望了，可是过了半月，听林先生说，日本完全置国联于不顾，不但没有撤兵，反而积极进攻，更让人不耻的是那熙洽，甘心卖国，听从日本指使，改组吉林政府，自任长官。国内有这种甘心卖国的人发现，真使我气得满肚是气。
正是日奴的侵略唤醒了我们。自九月十八日我校得知沈阳为日军蹂躏的噩耗以来，校里就一直积极实施着抗日救国教育。在设备一项上，要张贴抗日救国标语、日军暴行等图报还有、东北、日本地图及日本侵略满蒙政策解剖表等。在训练一项上，纪念周时，有先生抗日救国之演说；朝会时，有监护先生报告重要时事；周会时，会叫我们演讲表演对日问题。在教育一项上，常识等课，先生都取抗日救国的材料教授我们；美术课，都画反日图画；音乐课，都教前进、爱国、反日等歌曲；体育课，现在非常注意，每日都有，我们高级还教了简易兵式操。
不知是什么缘故，最近我就常常想起总理，想起我们应继承总理的遗志。可是二十岁正当壮年的民国却遭人凌辱，它的国民也处处受人欺负。孙总理、为国增光的马占山将军、再造共和的蔡锷将军，还有我的最热心的好友杨中文君、我的失去了双亲的好友宋怀民君、学会改过的赵金国，还有我的父亲、我的大姐——他们都是最好不过的国民，可是他们却都多少让人感到悲伤和不幸。
忽然想起两月前作的自勉的诗，再誊写一遍为一年总结罢：
做人的时间快得很，
不一忽儿已过去了十三年。
在过去的情境中，
我都牢牢记在心；
可是还有前途的茫大！
在我的一条未行大路上，
过去的是好，是歹，
我也不追究了；
只譬以前种种如昨日死，
但愿以后种种如今日生。
「参差」——悄无声息的抵抗
「就是有那么一些经历，它们是无法交流和无法传递的。我们虽然能将它们加以相互比较，但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从一定经验自身来看，他们件件都是一次性的。」
当我们在陈述过去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对于科泽勒克的这句话，一个可能更为正确的理解是，或许并非「有那么一些经历」，而是「几乎所有的经历」都无法交流，无法传递。真实的记忆无疑是一种散乱的碎片，我们将它们整理成线性的故事，它们自然就已经失去了原始的存在方式。但这仍旧不是最致命的，对于记忆本身来说，最为可怕的事情便是它本身可能就是不完善的——它在被制造的过程中就被加以选择，而在被陈述、复述的过程里，又一再被修改、处理。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尝试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结构化的，将个人的记忆与群体记忆相联系，赋予它充足的历史环境下的「考察意义」；另一种则是文学化的，将已经被挑选过的记忆（日记）进行重新的剪拼，让它简单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前者毫无疑问地会忽视某些记忆中真正宝贵的地方，例如将周建中的家庭变成「无关变量」，不予考察；可是后者也并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展现记忆，因为有一些身体性的、反记忆的经历，在原来的记录中就极少出现。
对于结构化表述的真正批评在于，原本作为一些经验的抽象表达的「概念」和「结构」（或统称为某种「理论」），被不断地用于描述另一些经验，从而必然地遭遇一些不光滑的部分，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也全然被「理论」所吸引——或者抹煞了那些不光滑，或者抨击原有的「理论」对事实的理解不当从而推动一个新的「理论」架构的形成；或者讨论个体记忆对群体记忆（仍旧属于某种「理论」）的「抵抗」，又或者讨论它们的「共谋」。
可是个体记忆本身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所说的「抵抗」，并不是仅仅寻找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之间的差别——而是「抵抗」我们对于「解释」的喜好，直接回到历史中个人的生活中，回到他的感受中，得到一个非工具化的历史。而文学化的记忆方式的意义正在于让人感受到个体的存在方式和情感表达，那些对于任何一门现代学科分析看来都几乎毫无意义的信息（例如「父亲是申牌时分死的」「足球赛二比三的比分」），在真实的历史生活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23]。如果尝试对比我们所展现出来的两种处理，我们很容易就能感知到某些个人化的、而且只能通过个人化的方式才能表达的「记忆的微光」的所在——它并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于人与人之间记忆的「参差」之中，它虽然只在瞬间出现，但却如同海明威的冰山，暗示着完整的生活记忆里截然不同的构造。
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我或许可以最后展示日记中的几个片段作为这一小节的结尾：
在1934年元旦的农民大会上，承国新记录了大部分的活动和演说，其中一位叫侣朋的人说道：「我是没有姓的。我的名字叫做侣朋。凡是全世界的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我的朋友。」而在当年的2月27日，承国新在与朋友聊天时被问道：「你们算是好朋友？」承国新回答到：「并不是光在一起玩的是朋友，不和我一起玩的也是我的朋友。全中国的大人和小孩都是我的朋友。」
「今天睡在床中，耳朵里听见有一种声音：“可爱的鸟儿啼着，可恨的细雨落着，融融姨、文姐姐快些起身入校，努力求学问，时光已不早了！”我们即起身向厅中一望，原来是我的小外甥说着。」
「在万籁无声的深夜里，似梦非梦的我，听自鸣钟响了三下，便有一种很冷的东西，在我面上摸了一摸。“啊哟！谁呀！怎么这样吓人呢？”我警吓地说。“不要说话！我呀。福华！你还不起来？”我的耳朵听真切了，知道是我的翠妹。于是我就爬下床来，想穿衣服。我的翠妹哈哈大笑起来：“你困痴了吗？我是骗你的，还不曾天亮，你起来做什么？”我听了这话，也哈哈地笑个不止。」[24]
三、「链条」与「锁链」——一次失败的尝试
「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粘合的历史。我曾经以为，可以找到一个链条，将他们连接起来。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链条不会变成锁链，无论这个链条是所谓的线性历史，还是在与风车搏斗的分叉历史。这条锁链永远是从历史金字塔的塔尖伸出，直接延伸到金字塔宽阔的塔底。」
在这篇难逃跑题嫌疑的论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尝试着回应我们在一开始就遭遇的问题：是的，我们的论述既是一种链条，最后也变成了锁链。和杜赞奇一样，这一篇文章也不过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我们在论述的时刻中遭遇着根本性的困境——并不是由其他事物带来的，仅仅是「论述」这个行动本身，就携带着我们难以处理的困难。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希望要「从我们的命题之中偶尔脱离出来，去仔细地考察个人的历史生活」，可是当我尝试在其中去寻找一些主旨与主题，尝试用某种不属于他们的框架去描述他们的心态与生活，我就已经实质上放弃了考察「历史生活」，而又将目光聚焦在了「历史」之上。这篇文章最后并未能逃脱我最开始的指控——将个体的历史生活抹杀，转化成某个宏大叙事下的组成部分与论述工具——唯一值得我感到开心的，或许只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要看到人和人性的存在，将我所制造的那个链条所变成的枷锁，尽可能地减轻。
可是我却相信确实存在着一个链条能够连接不同层次的历史——那个链条即是每一个个人，他们，或者说我们，同时在不同的历史地层之中来回穿梭，留下痕迹，用我们短暂的生命粘合着我们所处的当下的时空。当我们在论述的时刻，我们确实成为了锁链，可是当我们进入到历史个体的思绪之中，仅仅感受，而非阐释，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要寻找的链条[25]——尽管不知这样还能否存在「历史」。
当我意识到这一篇文章终于要迎来结尾的时候，我重又想起昨天凌晨，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感到的惶恐——当我想起我以后或许也会被我自己书写的这般宏大的历史所抹杀，当我想起真实的过去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着和我一样的思绪和情感的可能，我便不得不最终删除我最初写下的几千字的叙事，回到这个并不令人舒适的位置上。
对于米什莱的困境，我所能想到的回答或许是：是的，我不能让他们说话，因为他们自己一直在低声言语，不论是以何种语言，不论是否为人听见。
参考文献
[1]杜赞奇, 王宪明, 等.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李猛. 拯救谁的历史[J]. 二十一世纪 (香港), 1998, 10.
[3]吴佩瑛等. 民国乡村小学生的日记[M] . 华文出版社, 2012.
[4]普鲁斯特, 周克希. 追忆似水年华[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刘亚秋.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 社会, 2010, 30(5): 217-242.
[6]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7]安德森, 吴叡人.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8]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本文是“思想与社会”讨论班的结业论文。 ↩︎
作为一个不甚严谨的例证，在我要求五个友人「用一个形容词描绘中国历史时」，每一个人都提到了这一词汇。 ↩︎
作为一个漫长的开场，以上的文字或许难逃「跑题」的嫌疑，但是我却不得不将它们留下。无论它们对于我所被要求的主题论述是否起到了作用，它们都是我对历史的理解的基石，是它们，或者说是我从远距离看到的自我的生命，让我尝试抛弃最初的宏大论述，尽可能地展开看上去毫不激动人心的却最接近个体生命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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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记中并未有明确地记录孩子询问父母自己姓名的意义的过程，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询问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甚至会一再重复。而在这种询问与回答的过程中，通过作为自我指代符号的「姓名」，孩子便将自我与国家或民族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
一个不成熟的推测是，这种将国家类比为一个个体的想法，或许能够强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情感联系。 ↩︎
如果尝试进行一个略微「过度」的阐释，我们可以认为，「诞生」这一带有强烈的「人性」的词汇同时将「孙中山」「国民党」「中华民国」汇集成一个统一的符号，并且这一符号仍旧象征着某种与过去的断裂。 ↩︎
他的一贯处理方式是用短句强化情感表达，例如「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
「要知道我们中国，被外国人这样地侮辱，我们中国人还不要努力识字吗？」「假使我们全国的农民都会这样的努力，我们的中国一定会强的。」 ↩︎
这里所说的边界并非实体意义上的，而是作为一种区分方式存在的边界，更具体的来说，它意味着一系列（包括历史、生理、政治等等）可能内部不自洽的、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要素。 ↩︎
此处的「生活在过去」与下文的「处在民国」所说的都是一种象征状态。 ↩︎
此处所说的民国是一个应然的民国，而不是实然的民国。 ↩︎
尽管从今天回看，我们可能会认为当时的民族界限难以划定。但在日记记录者的视角里，这种界限似乎是自明的——即使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还会有所涉及。 ↩︎
此处的「苦痛」是属于「同胞」的，因而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共情」。 ↩︎
毋须过多说明，这种了解过程本身对于民族意识的构建有着极大的推动力。 ↩︎
「做官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劳苦的人怎么会穷的呀！」 ↩︎
「他们只想夺我们的土地！到我国来开矿产！强迫我们承认不平等条约！又强迫租借，侵夺我国的利权。」 ↩︎
「我们不但教本村人识字，还要教全中国贫苦的老少男女都识字，才算一个勇敢的孩子。我们将来要这样做，穷苦的人才能够翻身。」 ↩︎
这种存在于阶级叙事与民族主义叙事之间的力量——有时是合力，更多时候却是张力——或许一直延续了到今天。此外，尽管我们不断地在强调这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分被建构与强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分全然是话语的产物，是某种「想象」——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中，区分虽则不会一成不变，但也不会全然颠倒，因为区分（尤其在中国）并非一时形成的，而构成民族的共同记忆（例如共同的祖源等等），即使可以被塑造，也需要有一定的前提，这就使得民族本身不可能全然被归结到一种话语之中，从而陷入虚无。 ↩︎
当然，当我们对此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困难，这在之后会进行展开。 ↩︎
在尝试将两种历史地层连接之后，我们必须回到最深处，用一种「不符合主流学术范式」的方法重新考察我们此前的仍不免带有「宏观叙事」色彩的论述，并将它们真正还原到生活之中——如果这一考察是成功的，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在宏观的叙述之下，埋藏着的是最为真实不过的人的情感互动，真正使人改变的绝非某个概念或是千里之外的某个伟人的论述，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互动。此外，此处的「普鲁斯特的回顾」所指的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方式（而并不是严格的普鲁斯特式的记忆处理），采用这种看上去多少「不伦不类」的说法，一方面是因为普鲁斯特对我个人的影响极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亚秋在其论文中的引述，唤起了我对普鲁斯特的记忆。 ↩︎
周建中在此日留下的日记确实叫《追忆》一题，实际上，后面的所有内容均是从周建中半年来的日记中剪拼出的——这样做虽有不够尊重的嫌疑，但却是我能想到的在有限篇幅之内还原生活感受的最有效的方式。此外，尽管从切题的角度出发，将此文段理解成观察民族主义的工具亦可，但我仍旧希望读者能够以感受的方式去进入它们。 ↩︎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真的可以拯救沉默者的记忆，因为它仍旧需要不低的掌握成本。而一个有可能已然发生的事实是：我在此的一切论述都是在僭越个体生命的重要性。 ↩︎
唯一可以说明的是，这分别是两个女孩留下的内容类似的记录。 ↩︎
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想法， 可是在「重述」一节中的写作可能就已经成为一种发现链条的尝试。而阅读者对于那个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段落的诧异（或者甚至是厌弃），很可能正是我希望出现的。因为「不适」正意味着重新感受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