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71 年的《犯罪大全》（A Catalogue of Crime）导言中，编者巴赞（Jacques Barzun）特别强调了侦探对日常环境的关注，并不惜将之与普鲁斯特的玛德琳小蛋糕相比。在这个颇有些荒唐的对比后，巴赞对于战后的侦探小说——已经在多元化浪潮中不断演进并最后不得不被重新划分为犯罪小说（Crime Fiction）——表达了些许不满，认为这个类型已经失去了它们最核心的动力。对于巴赞的想法，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在《血腥的谋杀》中直呼不解，并认为战后迈向多元化的犯罪小说哪怕没有变得更好，至少也没有别的更差，许多战后的作者（尤其是属于美国硬汉侦探和英国间谍小说两个传统的作者）正在积极拓展侦探小说的文学性，侦探也许消失了，变得更少，更不稳定，但整个故事将更具备心灵的深度，更能反应所处社会的变化。

巴赞和西蒙斯的对立颇为典型，即便抛开本格复兴多年并拥有独立生态系统且极少得到英文世界关注的日本侦探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一批侦探小说爱好者坚持将黄金时代的作品——克里斯蒂、奎因、卡尔——看作类型的典范；与之相对的则是文学研究者，他/她们早已抛弃侦探小说的定义，尝试将整个类型划分为犯罪小说的子类或较具影响力的前身，且并不认为奎因和卡尔的作品在文学上有较高的价值。研究者们并没有错，如果不是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本格复兴，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古典侦探都已经死光了，尽管今天的日本推理小说在形态上更接近传统本格而非欧美犯罪小说，但也不再延续着福尔摩斯与三巨头开创出的典型形态，出现了「变格」甚至「脱格」等等尝试将多元化作品框住的绝望尝试。

在巴赞和西蒙斯的对立中，我们真正关注的「侦探消失」的事实：巴赞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侦探消失，但是他定义出了侦探的核心，亦即对日常物质的缜密观察；西蒙斯则认为二战的冲击破坏了黄金时期的作品结构——在偏远的乡村大宅或是城市房间中发生的一件与社会无关的案件，它是社会的反常，侦探则运用自己的智力加以侦破，将不安定因素清除出去——人们不再相信侦探能够保护社会，因为问题就是社会本身，整个世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对此更合适的描述是钱德勒的马洛，而非克里斯蒂的波洛。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更精炼地表达了这种变迁：对战后的世界来说，克里斯蒂的小说似乎架设在虚空楼阁上，而一个真正的侦探要面对的不是智力游戏，而是整个世界腐败的事实，他因此只能是一个绝望的、厌世的硬汉。

钱德勒的论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着人们对侦探小说的理解，战后的侦探小说史或犯罪文学史几乎都采用了同样的论述：从幻想故事到现实文学，美国硬汉正是侦探小说这一文类进化的结果，是它迈向文学的关键步骤。从此论述出发，既然硬汉侦探的时代不可避免，那么顺着钱德勒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多元化的趋势因此不可避免，因为侦探小说必须向传统文学靠拢，寻找心灵的深度。对钱德勒论述的一种反驳来自奈特（Knight），他在《犯罪小说：1800-2000》（Crime Fiction, 1800–2000）中划分出了两种在战前并行的模式——线索谜题（Clue-Puzzle）和私家侦探（Private Eye）——用来取代此前的进化论，他进一步指出，本格派与冷硬派的意识形态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奈特重点讨论了克里斯蒂的作品——这也是因为他的框架似乎无法解释卡尔和奎因的价值——并认为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中产阶级的安慰剂，不如说是一个关于社会和家庭的危险寓言，在大部分故事中，偏远的乡村大宅内，调查过程总是会揭示出各个嫌犯和被害者的复杂关系，几乎所有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动机，这种紧张并不会因为侦探找出被害人就消失。奈特所说不错，福尔摩斯之前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异类因素，案件的发生很大程度可以归结于这些「可以被清除」的因素，然而黄金时代的故事中充斥着危险无法被彻底清除的焦虑，唯一能够缓解焦虑的是，响应作者的号召，成为一个侦探，因为故事已经表明「拥有足够智慧的人们可以预防社会中的潜在危害」。

如果黄金时代不再稳定，那么钱德勒的变革似乎也并不如他本人所说那般激进：在分析钱德勒的代表作品后，巴赞发现，尽管马洛要对抗的是整体性的腐败或者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黑帮，但到故事最后，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并不是腐败本身，甚至不是黑帮的头目，谋杀或恶行的出现往往是因为黑帮头目或类似人物遭到性感女性的背叛，甚至侦探本人也遭到过女人的威胁。如此看来，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马洛在面对裸女时的经典发言：「在我严重，这个房间根本没有裸女，她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对我来说，她永远就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这里没有女性，不止是因为马洛乃是鲁尔曼（William Ruehlmann）所说的「带枪圣徒」（Saint with a Gun），更是因为马洛厌恶、害怕女人。

通过对克里斯蒂与钱德勒的分析，奈特成功地证明两种看似想去甚远的作品中都包含着一种存在焦虑，并且似乎构成了一种更深刻的二元对立：在克里斯蒂的作品中，这种焦虑和社会关系相关，侦探本人往往深度嵌入在社会价值中，并且会进行大量的搜查工作；在钱德勒的作品中，这种焦虑和性别相关，侦探本人往往与社会风俗、价值脱离，并且不会进行任何调查。奈特并未进一步展开此处的对立，但回到巴赞，在讨论了侦探和物质的关系后，巴赞紧接着指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后出现了大量女性侦探小说家，因为她们对物质环境有独特的敏感性（显然也更加熟悉，因为这个「家」似乎更多属于她们）。恰好奈特在分析《罗杰疑案》时也指出，案件的解决似乎依赖于一些主妇所特有的知识：一把椅子被挪动了，一个抽屉被打开过。

读者很容易发现，克里斯蒂的两个主要侦探形象（波洛与马普尔）都是英国社会的边缘人物。对克里斯蒂来说，选择比利时矮冬瓜和乡下老女人的原因主要是趣味，然而，联想到他/她们对家庭知识的熟悉程度，再想到那些深陷案件之中的乡村中产阶级，仿照奈特的评论，我们不得不认为，克里斯蒂的故事无意间形成了一种预言：哪怕是边缘人物（或者说恰恰是边缘人物），只要掌握了有关周身物质世界的足够知识和洞察能力，他/她就可以完成自我拯救，甚至依靠和周边事物的联系去拯救他人。借助东方的视角能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侦探小说被引入中国和日本时，引入者们往往认为它是一种「科普」的道具，可以用来启发民智以至救国救民：对克里斯蒂或同一时期的东方作者（程小青、江户川乱步）来说，侦探故事中最重要的面向是物理而非心理。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了一种合适的方式重新评估奎因与卡尔的贡献——尤其是卡尔，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一位文学评论家的青睐——即便他们有意缩小整个世界的范围，将之缩小为一个密室或是一个车厢，整个故事的核心几乎无关人性，但他们仍旧是在进行一种堪称绝望的尝试：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用蒸汽时代的、肉眼可见的机制，构造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应该将奎因、卡尔与格里耶、博尔赫斯对读——《小径分叉的花园》最初发表在《奎因神秘杂志》上——奎因与卡尔在努力构造一个可理解的世界，整个小说尽最大可能模拟（并相应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以至于故事变成一种文学装置；格里耶与博尔赫斯则放弃了可理解性，在最极限的、最遥远的位置观测物体与世界，将之看作一个不可解开的谜团（博尔赫斯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奎因对他的影响）。

我们由此可以回应西蒙斯的批评：为什么黄金时代的作品中完全没有反映两次大战之间的工人运动、阶级变迁、国际冲突等等问题，仿佛所有案件发生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因为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是一种「症候」式的写作，作品的隔绝并非作家的问题，而恰恰是作家对问题的解决。说得浪漫些，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内在叙事并不是理解人类的心灵，而是要「通过掌握与熟悉日常物体来完成自我拯救甚至拯救他人」。在克里斯蒂、奎因与卡尔的故事中，一把椅子、一个抽屉、一双鞋、一个门锁都具有无限的可能，哪怕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已完全坍塌，只要我和我所依靠的狭小空间还有最后一点联系，我就还能够拯救自己。这是家具、侦探和女人的世界。密室之中存放的不止是尸体，还有我彻底理解世界的最后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