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有的社会互动中，事物（objects）都处于核心。近几十年，科学技术研究（STS）开发了诸多方法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事物。这些文献虽展现出有关事物的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与概念讨论，却很少详细阐述如何实际开展事物研究的方法技巧。帕索斯（Passoth，2012）甚至指出，我们缺乏系统化的事物研究的分析框架。
研究背景
事物、人造物（artifacts）或物质性很早就成为 STS 的核心甚至定义性要素。STS 将科学和技术合并研究的做法源于一个基本认识：科学及任何知识形式都通过技术手段产生（Latour & Woolgar 1979）。
随后，技术本身也迅速成为独立研究对象，因为研究表明塑造技术实际上意味着构建社会（Bijker 等，1987）。从一开始，研究技术的方法主要依靠民族志，因为这种方法特别有助于超越对技术的传统理解，避免将技术视为人类可控的、自身缺乏能动性的被动工具。
无数研究证明，事物与人类能动性在理论话语和分析框架中可能相互分离，但当我们实际关注并参与技术实践时，人与物之间的明确边界往往消隐不显。行动者网络理论甚至以其一般对称性原则（Latour，1993）强调在实证研究中需平等对待（以相同条件处理）社会与物质现象。
通过网络与混血性（hybridity）等概念，拉图尔（Latour，1993）强调研究社会和物质过程之纠缠（entanglements）的必要性，一如哈拉维（Haraway，1988）通过赛博格概念强调人类存在的内在技术属性。斯塔尔和格里塞默（Star & Griessemer，1989）提出的「边界事物」（boundary objects）概念揭示出事物可能获得的协调功能；斯塔尔和施特劳斯（Star & Strauss，1999）受女性主义技术科学启发，指出不仅是女性，还有事物和社会其他成员所做的「不可见工作」（invisible work），它们往往被赋予服务者而非被服务者的角色。同样是斯塔尔和和鲁尔德（Star & Ruhleder，1994）提出「基础设施」概念，展现事物如何融入环境并变得透明，尽管需要持续努力来维持基础设施的稳定性与事物的透明性。
莫尔和德拉特（Mol & de Laet，2000）指出像津巴布韦丛林水泵这样的事物可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空流动变化。他们提出事物可能呈「流体形态」（fluid shape）。莫尔（Mol，2002）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事物可能如同身体和其他现象一样具有「多重性」（multiple）。罗（Law，2002）则强调了事物的去中心化特征。
在欧美世界之外，韦兰和克里斯蒂（Verran & Christie，2012）探讨了不同物质事物如何促进或阻碍原住民记忆实践；霍尔布拉德、沃斯特尔和赫纳雷（Holbraad, Wastell & Henare，2007）则生动展示了事物如何助力我们理解远方文化。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研究中至少可追溯至温纳「人工制品有政治性吗？」一文（Winner，1980）的主题，马雷斯（Marres，2012）分析了政治如何通过物质性运作。近年来，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广受关注的「本体论转向」（Sismondo，2015；Woolgar & Lezaun，2015）也源于对物质性，以及将事物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
研究挑战
尽管 STS 越来越关注事物，且有丰富的研究概念可供使用，但 STS 领域的讨论主要停留在概念或方法论层面，很少触及实际开展事物民族志研究的实践问题：
- 如何选取事物样本？事物如何「抵抗」研究？
- 如何让事物「发声」（speak）或使其可见？
- 如何研究事物作为符号、工具、行动者、媒介等多重角色？
- 如何——以及为何应该——避免对事物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描述？
- 访谈法在事物研究中是否适用？还有哪些有效方法？
- 如何站在事物的视角上进行思考？
原文是大约十年前的事物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Objects）工作坊的宣传简介。作者为 Jeannette Pols、Helen Verran 以及 Estrid Sørensen。翻译目的是记录下在特定时间点上，哪些问题和文脉被认为更重要，以对照出此后脉络的变化。总的来说，最近几年涌现出诸多更操作性的方法技术，但文章所说的问题（缺乏方法论框架）仍旧存在，那么究竟是问题在当前框架内无法解决，还是整个领域都发生转向以至于「事物民族志」不再构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