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豹是人类学出身，尽管在端传媒的对谈中，她声称自己「不是个好学生」，可她的作品也保有浓厚的人类学色彩——不是一种「人类学式的写作」，而是一种「逃离人类学的写作」。
我相信淡豹看过或听教授讲过各种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同时了解其中的关键所在：谁在说话，如何说话。在话语的伦理方面，人类学系，尤其是美国的人类学系，大概是最讲「道德」的系科。这极有可能导致了一种在人类学文本或现实生活（让我们也将其看作一种文本）中时刻存在的自我压迫：不该代替别人说话，应当倾听，应当理解，应当直接引述而非添油加醋地转引。
我想像（说不上是恶意揣度还是善意理解，总之是种必要的，也是为数不多的方法，容许我去理解淡豹这本集子中呈现出的写作形态），这本小说集呈现出的是对人类学的反抗，就是说，淡豹不想问「底层人能说话吗？」，而是要直白的承认「写小说能让人物说出我要求他说的话，我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一个普通的小说读者或许很难理解这种想法，毕竟要求保有叙事特权的作者似乎极少塑造出一流的故事，可只要将其当作一种替偿，问题或许就不那么明显了。
概言之，我认为（或者说，我尽量如此理解），淡豹在这本小说集中尝试进行一种交易，即用小说形式的上的失败换取一些表达上的自由。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也会以此为前提，尽量讨论一些基本技法问题，尤其是叙述上的问题（尽管这本小说的语言也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最致命的问题）。
《女儿》
作为整个集子的开篇，《女儿》是失败的。
这篇小说（和后面和许多篇小说一样），采取了「伪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这就是说，整个故事中所有的「他」替换成「我」也依然成立。基本上，读者会发现，这篇文章使用「他」而非「我」的原因只有一个：在这篇小说的大部分句子里，用「我」都会显得有些矫揉造作。
「他不在乎是什么样的亮光，只要有光。起初在一轮轮近于床榻击剑比赛的搏斗与躲避中，他以为她害羞，或者对身材不好意思。」
这是种正常的选择，用第三人称构建合适的叙事距离。可问题正在于，作者时刻在破坏这种距离，不断尝试引入一种更自白化的语体，暗示读者，整个故事的核心是一个男人的自我思考，不面向上帝、读者或任何其他人，就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思考。
「但终究过去了。摸不透的女人褪下她姿态和话语的光环，成为仅仅是在挑剔的女人，雅致得空洞，激烈得做作，抒情得多此一举。他失去了不断去猜想在她心中什么属于『应当』的那种想要令她高兴，至少令她从焦虑与纠结和偶尔的抱怨中平静下来的冲动。」
引文中的前两个分句是「他」的自白，是「他」对「她」——那个女人——的感受。第三个分句原本也可以延续这种效果（只要用一些符合说话或思考习惯的短句），可是在此却出现了一个结构并不复杂的长句，这个长句显然不是「他」的想法，而是叙述者观察到的他的状态。并不是说不能在「自白」后承接「状态」，此处的问题仅在于，叙事本身变得不可靠了。
一个如此洞悉人物心理（能够听见他的自白），又掌握了人物的客观状态（人物本身很难这样，他/她只能雾里看花）的叙述者会是谁呢？不可能上帝视角（这种视角无法直接发出人物内心的声音，而只能将之当作一种「状态」转述，这就是说，如果是稳定的上帝视角，这一段的前两个分句也应该是在写一种状态），只能是那个最接近上帝的人，也就是作者。
作者的不断出现让整个叙事土崩瓦解，正如淡豹自己所说，这样呈现出来的效果只可能是「人物在说她想说的话」。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篇带有情节和角色的议论文。
「他想，而我喜欢的仅仅是句子……至少一代代男人的叙述都是如此，可能中间夹了几位与众不同者，但《浮生六记》能够如是，岂不是正如包办婚姻制度能够维持的原因，恰恰是因为那个年代易于纳妾和嫖妓，便不必换妻？…… 对女人的情深回忆总在她们死以后，十年两茫茫地从远处观望，枇杷树亭亭如盖之时。悼亡是男人的文体，这点我们都知道，男人写诗歌、信件、整卷史书、广播讲话、战时演讲、赋、《斯巴达克思》、政治哲学，一步步精美了悼亡，将死亡丧葬和其后的追忆从一次性的生活事件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上面这个绵延几页的段落中，作者以「他想」开始，然后写下了一大堆不可能被「他」想起的事情——一个男人（旅游公司的产品经理）怎么可能说出「悼亡是男人的文体，这点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话？
淡豹应该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她刻意为之。这或许是某种交易，可无论如何，即便小说或故事本身成了这场交易的牺牲品，由于叙事本身所呈现出的不大真诚的效果，它也并未换回理想中的结果。
《养生》
如果将《养生》作为全书开头，整本集子的评价或许会再高一些。
相对来说，《养生》显然更「真实」。不仅因为这个「我」的可靠性远比《女儿》中的「他」要高，也因为全文开头设定好的人物形象（一个可能在「比较文学系讨论苏门答腊、苏轼、王朝云」的女性）能够说出后面的各种自白——类似自白在《女儿》中也出现了，只是存在明显的性别与身份错乱。
不过这篇小说也存在着明显的叙述问题，在小说中部，接连两个小节末尾，出现了结构类似的两段对话：
「这是经典的法国风格，她说，最经典的就是最好的，不过仅限于发型。世界变得多快啊，我丈夫总提醒我给罗马尼亚的亲戚打电话时不要乱按钮。我弄不懂那些Apps。
也不是什么都变得快，我说。」
这是一位在美国工作的东欧理发师和「我」的对话。
「她让我从亦舒里跳出来。包养太老派了。直播、签约、水滴鼻、半个月上岗——从被一个坏脾气的老男人包养，变成被千万陌生人包养。从有钱人身上赚钱比从穷光蛋身上赚钱难太多，需要精于盘算，逆来顺受，收好蟹黄豌豆。再说，关注是这个时代最深的感情。
我说，你要相信爱情。」
这是「我」的大学上铺（看少女选秀，追星并给选手写「鸳鸯蝴蝶派小传」）和「我」的对话。
显然，东欧的理发师使用了一种更真实的说法方式，我倾向于认为这位理发师是「真实存在」的。相较之下，大学上铺说话的腔调和「我」太像了：「从被一个坏脾气的老男人包养，变成被千万陌生人包养……需要精于盘算，逆来顺受……」——这个句子让人忍不住想起《女儿》中的长篇自白，那段自白几乎可以看作这本小说集中所有叙述问题的原型。
或许有读者倾向于将这一段中间奇怪的部分看成「我」的转述，可是段末的那个「再说」又是在强调「她」说话的状态。因此，这个在说话的「她」相当不稳定，仿佛并不存在而只是「我」的化身。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小说末尾，写法非常像散文的那几个段落里，我认为作者的叙述相当真诚可靠。可惜这种状态只是零星出现。
《山河》
像是一部女性导演拍摄的独立电影，《山河》努力汇集了许多要素：底层、单亲、母女。然而这篇小说的「叙事者」同样是极度不稳定的。
「父亲抛弃了我，我是私生女。然而妈妈说他爱我，也要求我爱他。她认为我将因此长成更健康自信、更善于爱别人、心中不怀怨恨的大人。我认为这是全然的欺骗。」
小说开头第一段，作者特意用了一些短句（尤其和后面的各种长句相比），这是个聪明的选择。这些短句所呈现出的状态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小女孩的自述，读者尤其会发现，第三句——「因此长成……大人」——表达的是一种「预期」，也就是说，对叙述者来说，「长大」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可是段落的最后一句，「我认为这是全然的欺骗」，又完全不是一个小女孩的语体，反而更像一个大学生或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说话方式。（如果是一个小女孩，要说的应该是「可我觉得她在骗我」。）
「妈妈催我回家写作业，拉扯我的胳膊，从背后推走我，像我刚说过脏话。」
「这说明我是一个有耐心的孩子。」
「妈妈有不应当有的爱心。」
「妈妈像赎罪一样购买二十斤黑布林。」
类似的短句（经常独立成段）在后文中出现过多次。短句本身的语体几乎都是小女孩似的，可时不时的，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叙事者又会突然冒出来，提醒读者那个「小女孩」是自己化身，自己在模仿小女孩的说话方式进行回忆。
「趴在桌上写作业时，桌面铺的塑料布剐蹭我小臂上的红疹，摩擦令我舒适一些，无声地为皮肤涂上镇静剂。那时我以为过敏是会伴随我终生的影子，上大学住进宿舍后，它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此处的「塑料布」是彻底的虚构，任何人都能看出世界上并不存在着这样一块塑料布。只要「我」真的和塑料布有过这种接触，「我」就无法用这种方式叙述它：材质、声响、破洞，什么都好，如果这块塑料布直到上大学后还能记起，那为什么「我」只记得它铺在桌面上，还用一种造作的语体（仿佛并未身处其中一般）描述自身的窘境：「无声地为皮肤涂上镇静剂」。
读者不得不认为，这些段落都是「功能性」的，这就是说，先由十几岁（应该小于十五岁）的「我」冷静地叙述生活状况，再让二十多岁的「我」突然插入，对这一状况发表评论，为了凸显十几岁的「我」的「底层性」或是其他任何特性（某种中心思想）。
「我早已知道有些同学家有书房，甚至有游戏室、健身房、专门用于观看投影的房间。但当我上大学后，一堂传播史课上，大家需要讨论《文明的进程》，一本经典著作，有同学发言说她认为孩子的玩具散落在客厅中是社会不够文明的标志，这意味着父母与孩子的生活未能充分隔离，家庭以孩子的活动为中心，使客厅失去了原本要便利成人之间交谈、让熟人与陌生人交际的意义。孩子的玩具应当放在孩子自己的房间。也许有些家庭缺乏给予孩子专用游戏室或儿童卧室的条件，但若那样，为什么不收纳在储藏间呢？这时，我仍然感到一阵刺痛。」
在一真一假两个叙事者的年龄不断靠拢时，文本应该变得更稳定一些。可也就是在即将收束的部分，在叙事者的声音几乎就要变得可靠时，作者再次展现了一种制造不稳定感的能力。
「我」如此奇怪地宣称自己「早已知道有些同学家有书房，甚至有游戏室、健身房、专门用于观看投影的房间」（我无法解释这个叙述的问题何在，我只能说，由于出生在小城镇，我直到现在还很难告诉别人，自己十四岁才第一次进了电影院，这种窘迫无法以「早已知道」这种方式被说明），又如此冷静地回忆那堂课的名字、那本书的名字甚至那个同学的发言全文，随后却是「我仍然感到一阵刺痛」。
让人不解的是，如果那阵刺痛（哪怕只有它十分之一强烈，一种针头轻轻扎到的疼痛）真的存在过，「我」记起的为什么不是任何一种感受，任何一种直接的、感官的感受，灯光如何桌面如何声音从哪里传过来，而是记起了那些极具社会学意义的「符号」（「传播史课程」「文明的进程」「经典著作」「课堂发言」），仿佛只是为了凸显「我」与环境的符号性的差距？
「我」或者「我」的痛苦，在任何意义上，真的存在过吗？
《过火》
相当「纯文学化」的作品，像是为文学期刊定制的小说。
进行方式和语体都算得上是「陈词滥调」，或许也因此没有出现叙述上明显的问题。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在全篇最后，明显收束了一整篇的作者终于忍不住蹦了出来：
「一种陌生的热闹笼罩着那个棚子，里面顶上光是黄的，棚外灯泡跟一侧标牌是白的，光打在地面上，黑巷子里照出一个柔和的白圆圈，像用旧的铝盖扣住街面。你呈上了你的欠债，人人终究有去处，这安恬也是一种神秘的奇迹。多日以来从脖颈到肚皮缠绕得他紧张的麻绳松了绑，他崭新地向车站走去。」
整段开头几句写的都是「他」的感受。最后一句是从感受转换到动作。可倒数第二句显然不是「他」能想到的东西，只能是作者要说的话。只是出现在最末，对叙事的破坏没那么明显，也还算是可以理解。
《父母》
孩子意外死亡时的父母。故事并不复杂，部分段落有一定的社会新闻感（例如讨论受害者父母的集会）。该存在的问题也还存在（例如对叙事者和第三人称的「他/她」距离的把握），只是由于有了两个主要人物，分配起作者的想法会更游刃有余一些（没错，仔细读的话能看出来，一些想法是被见缝插针地分配给不同角色的）。
「有一段时间妈妈常想关于动机的事。撒哈拉沙漠上一位老妇人走了很久，在干渴的绝望中寻找某种她不确定其存在也不懂其缘故的东西，无法停下，因为她的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孩子的孩子也死了，她的姐妹也死了，她的兄弟也全死了。」
「与此同时爸爸在回忆他一生中做错的事。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好人，规矩、努力、准时完成任务、擅于审时度势。他不曾显现出任何可能变坏的征兆，以前他隐隐担心自己是否勤勉到了会在旁人、在女人和年轻人眼中显得无趣的地步。」
全篇较大的问题可能出在人称，也就是「爸爸」和「妈妈」。这应该是有意为之。此前的篇目里出现了用「他」和「她」叙事的，说明作者并不是无法用最简单的人称代词推进叙事。此时用「爸爸」和「妈妈」有两种可能：其一，由于孩子死了，这对男女的失去了自在自为的本体论身份，成为了「爸爸」和「妈妈」；其二，「爸爸」和「妈妈」代表着天下所有的「爸爸」和「妈妈」。
也可能两个意图都在。只是不论怎么想，这种考虑都是为评论家而设置的。至少我个人在第一遍阅读时，一直以为整篇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小孩子（也就是这对男女的第二个孩子），一直在等待他/她出生（老实说这是我觉得推动叙事的最明显的线索），直到故事结束发现不存在这么个小孩之后，不免觉得受骗了，才反过来想这个人称是怎么回事。
《乱世佳人》
一个家庭三个人，男人死掉了，女儿结婚后也有了孩子。简单的家庭故事，拆分成几个不同的人物视点是不错的想法，可是每个人物的思考方式都太像了，且实际存在的视角只有「上帝视角」「李太太视角」和「女儿视角」三个，其中第一和第三加起来还没「李太太视角」一半长。说白了并不是一个真的多视点故事，看起来更像是李太太自白了一通，感觉自白不够全面，再随便补点能想象到的东西（也就是另外两个视角）。
想象了一下，更符合我个人趣味的写法（或者说我能想象到的场景）应该是通过还存在的角色的叙述不断逼近那个死去的不可能存在的声音。只是这样的话，故事的主题似乎就变了。
「在他以为由忏悔、痛哭、让步带来，而她认为由疲劳和谅解换来的那些年的平静家庭生活中，他曾不耐烦，指责她，说她阴阳怪气。比如就在收拾晚餐桌时，她扭头见他低头看手机，觉察到她的目光后他屈拇指，将手机屏幕向内压，握紧电话，显然紧张起来，怕她劈手夺走。」
「当年的所谓要自杀，太女了，太幽怨了。一生幽怨，反复歌咏郎心似铁。为什么上一代女人的娇俏总变成要挟，愤怒总变成绝望，为什么上一代女人总喝叫呼喊着，要在婚姻与死间做选择？婚姻是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死不是，死连生活方式都算不上。而无论死还是婚姻，二者都与幸福、与平静毫无关系。」
不再赘述，简单列出两段不同人物的叙述。看看是否能区分出谁是谁？
《海和海绵体》
带着一些学院内容的故事。底子是整个集子里较好的，可惜作者显然缺乏对地质学教授的了解，导致叙事上有大量支支吾吾的地方，或者说，有大量看似稳定可靠其实中空的地方。
「［量表］：精神病医生的抗焦虑药物。教授这样想着他这些找不到科学方法的广义同行每天身处的像未知海洋一般的世界，心中混杂着怜悯与伤感。走廊里突然有人高声叫嚷起来，之后是奔跑和嘘声。
他勉力理解每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明显是翻译过来的，他觉得应该更本土化。例如有关体育运动的频率——该对体育有更中国化的定义，譬如将散步包括进去，或者干脆称为“活动频率”。另一些问题太复杂，他想大概会给那些不经常阅读论文或长句的人带来理解上的难题，甚至让他们惊慌失措，像走上法庭的良民。时不时地，他需要改变这些问题中定语和插入语的位置才能理解。」
类似的问题在《山河》一篇讨论追星的几句中也出现了。敏锐的读者一定能看出《山河》里的「她」并不追星，而《海和海绵体》里的他也不是真的地质学教授。此处的地质学教授具有一种强烈的「塑料布」质感。至于什么是一个真的善于或热衷于某物的人写出来的文段，或许可以参考DFW的《弦理论》。
抛开这个部分——太可惜了，地质学教授其实是个很好的身份，可是除了「教授」两个字和几个同海、地相关的梗，几乎没有被进一步挖掘——小说其实还不错，尽管也没多大意思。毕竟整个故事最基本的意象（海和地质学教授）垮掉了，它剩下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
尽管我和淡豹完全不认识她也不可能听我的，不过我个人的确觉得，如果说她的小说还有些发展的空间，那也只能朝着这篇所划定的方向试试了。
《上州》采用了整本集子里最私人化的语体，和《养生》有些类似，但比《养生》还真诚些。可能是对话的形式起到了某些助益（至少那些介于论文与非虚构文章中「主题升华」段落之间的东西，被对话消化了），也可能是淡豹终于决定让那个真正的「我」进入到叙事中。
总之，这一篇的对话部分都还不错。不算特别好，可至少是可靠的。
「她说，她也是在孝芬在的那家新泽西医院上班？你说是放射科？
他说，对。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女生，做的事情，看法，喜欢的东西都比较普通吧。
她说，可是也很难头几次见面就讲出什么独特的看法。真讲出来的人不少倒是装腔作势。
他说，她业余时间是在Netflix上看Friends。
她说，你别嘲笑人家的趣味。」
《旅行家》
写得很碎，同样是该犯的问题都犯了一遍。除去和「驻外」两个字相关的段落，「我」几乎不像是一个外交官，也不像个男士。
「我和P现在也常见面。他关心中国史，实际上是关心政治理论，有时转发给我一位年轻的体制外历史学者的文章，那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循环和近代变革持有一些宏观看法。我不大喜欢那些文章。我曾经试着把数学家介绍给P，觉得他们有共同爱好，然而他们两个不投缘，在桌前有一种尴尬的气场，后来也就算了。」
一些人物比「我」更真实地存在着，例如P（「我」的前老板）和W（前数学家，在金融界工作）。相较之下，「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更像是空气玩偶。「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展现男女差异，并推进关于教育的讨论。
「太太说她读过《柏拉图对话集》后无法再忍受传统课堂。学校不应该是那样的，背诵，拷问，她have had enough。对于她来说回上海是为我做的牺牲。她在花园里种热带植物，根本不适合上海天气，十一月就要搬进室内，五月再搬出去。」
「网络文章说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大学教授曾用一个假期就让孩子爱上中文，方式是塞给孩子一套金庸小说，保证着迷。我也尝试了，失败了。她读它，也许像我读《柏拉图对话集》或《道德经》的感受一样，久远、晦涩、过时。而我从她的课后英文阅读材料中第一次知道了『The It Girl』的意思，此前我一直以为It是指她们从事IT业。」
当然，一如既往，这篇小说也有相当真诚的部分，例如最后一节引用的三条纽约公寓里的广告海报：
「 1.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过去三年里我辅导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平均提高了8分。我能辅导SAT和ACT。我拥有哈佛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本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请拨打我的电话。
2.我开设三种工作坊项目，四周课程收费200—250美元。《战争与电影》《获得解读图像的视觉能力与审美技术》《如何用人生经历写出你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3.本楼有一室一厅转租，月租金4495美元。上一位租客售卖自己的家具，高背转椅20美元，书架25美元。」
遗憾的是，整本小说里，只有十分之一或更少的段落，拥有类似的质感。
《后记》
原谅我将《后记》看成整本小说集中的一篇。
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除去《上州》外，《后记》应该是整个集子里最好的一篇，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上州》本身就有一种「后记」的色彩。因此，如果整本小说集都是「后记」，那它会精彩很多。
我不认为以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无意识的技术疏漏，或许有一些，可无论如何，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作者有意识在进行抉择与交易，唯一的问题或许是，这种交易的结果，在文学上或许是不大成立的。
我想淡豹还没找到一种合适的小说语体。或许要再紧密一些，或许要试着空旷些。当然，或许要试着让虚拟人像自己那样说话，真实地、真诚地说话。至少在我看来，整篇小说里没有哪个段落的故事性超过了《后记》结尾，也没有哪个段落比它更好：
谢谢编辑朱艺星。谢谢我的延伸家庭：梁丽、谢丁、林依凝、李伟林、战洋、冯珠娣、赖立里、郑少雄、伍婷婷、王丹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献给先后于2002年和2016年去世的夏炎和王伟，他们曾给过我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