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尚未成为企业家的爱迪生沉浸在电灯研究中数年，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一八八〇年的一次巧合才最终制作出第一颗「竹丝电灯」。在研究最艰难的日子里，爱迪生会在桌边放一把带扶手的椅子，在桌上放一张纸和一支，再在椅子右侧扶手正下方地板上放一个平底锅。随后，他会坐进椅子里，将右手支撑在扶手上，再拿起两到三个钢丝球。这样，一旦他进入睡梦之中，松弛的肌肉就会让钢丝球滑落到平底锅中，他会被吵醒，随后将那一瞬间的思绪全部记录下来。
看起来，即便是以抗拒睡眠闻名的发明家也不得不借助（甚至可以说是压榨）睡神修普诺斯的力量。爱迪生的故事或传说表明，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于睡眠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许多励志故事或伟人传记中都将不嗜睡甚至睡得少当作一项优良品质，拿破仑或爱迪生每天只睡四小时已是人尽皆知，达芬奇的多相睡眠法（一次九十分钟，一天两到三次）更是引来众多追随者；另一方面，门捷列夫在梦中排列出元素周期表或基思・理查茲（Keith Richards）一觉醒来写出《满足》（Satisfaction）的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对于伟人或名人来说，睡眠究竟是缪斯或是敌人暂且不论，更明确的事实是，似乎少有人关注睡眠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按照演化生物学的基本逻辑，生物身上的绝大部分官能特性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不然它就不会在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事实上，除去鼻窦或阑尾等极少数器官外，人类的身体堪称完美，几乎每一个部件都对生存有利。那么睡眠的作用是什么？设想一个原始人或是一只野兽，他/她/它生活在丛林中，随时可能被其他物种狩猎，那它为什么要冒着死亡的风险每天睡上几个小时？
要知道，睡眠是几乎所有地球生物共通的特性，哪怕是鲨鱼这样没有眼睑的生物也需要每天睡上一段时间，而长时间迁徙的鸟类也会找机会在空中抓紧睡上几秒钟，让自己能够熬到旅程结束。在演化生物学的视野中，这种普遍的生物过程始终存续的原因有且只有一种：睡眠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它的潜在风险。目前尚未有研究明确了解睡眠整体的作用机制，然而可以确定的是，睡眠的帮助既不像传统医学所说，是使人身心得到修整，也并不像经典精神分析理论所说，是白天未能满足的欲望在大脑中悄然释放。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步推进的睡眠研究表明，人类在睡眠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并不弱于白天，甚至部分区域会相当强烈。这些活动的主要功能是整合人类在白天中接受到的各种信息，丢掉不太重要的部分，强化重要的部分，并且在已有知识和新获得的知识之间进行快速连接。反过来，如果没有进行睡眠，持续工作的效率不仅会降低，个人也无法实际上吸收并整合新获得的技能。这就解释了许多琴童或乐器爱好者的共同经历：在练习了一整天后，他/她们仍未能弹下某一首曲目，要到一觉醒来后，他/她们的演奏会突然变得行云流水，几乎不需要专门控制就能完成。
这种夜间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只需要看看撒切尔和里根这对新自由主义守护神就能明白一切：两位国家领袖都宣称自己勤奋努力，每天只睡很少时间，而这将显著降低大脑每天整合信息的能力，因此到晚年时，两人都不出意外地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当然，基因的差异同样会影响自然的睡眠节律，有的人需要的睡眠时间偏长（9-10小时），有的偏短（6-7小时），有的人更早（22点到次日6点），有的人更晚（3点到次日11点）。但无论如何，领袖和天才们的故事都大错特错，任何不想患上阿兹海默症的人类不仅不应该少睡，反而应该尝试睡够甚至多睡。
说白了，减少夜晚的睡眠不仅会增加白天的长度，还会让已经发生的白天虚度。可对现代人来说，睡眠的稀缺并非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体上的控制。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自然节律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从工业革命开始，钟表、手表等计时工具和大工业集中生产带来的工作节律结合起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参与到朝九晚五甚至所谓「九九六」的生活之中。工作内容的改变、工作强度的增加或工作时间的延长自然需要考察，可更大的问题在于时间本身被精确管理的趋势。
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在约会时往往会定下一个小时的窗口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到达就不算迟到。可在铁路及铁道时间表普及后，「守时」的要求被提高到了十分钟甚至五分钟，避免迟到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礼节。再晚近些，当下需要「九点打卡上班」的约定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秒钟，人们不可能也无法根据自身的情况对生活节律进行调整，哪怕个人的基因决定他/她是夜猫子，他/她也必须根据社会的节律去调整自己的节律，并且始终生活在不适（也相当可能睡眠不足）的状态中，只在极少数情况（年假、病假或索性开始自由职业）下能获得在喘息的机会，在自己的床上好好睡上一觉。
可这仍不是故事的全貌。在尝试控制时间节律，并将它区分为工作时间、私人时间等等不同性质的时间之外，工业社会的另一特征是尝试将那些生产之外的部分——也就是私人时间或休息时间，当然也包括睡眠——纳入管辖之中。这种管辖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对于年轻人来说，娱乐工业或游戏工业可以占据他/她们生命中的大量时光，他/她们乐于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为偶像彻夜打榜或游戏中的运营活动，以远超正职的工作强度完成「另一种工作」；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失眠症在现代疾病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因此，哪怕几乎所有安眠药的效果都与安慰剂相近，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大脑夜间运作，大量药厂也不遗余力地制作、营销各式安眠药物，帮助顾客获得「好眠」。
美国哲学家与艺术评论家乔纳森 · 克拉里（Jonathan Crary）将现代社会对睡眠的统治称为某种 24/7 的体制，即尝试用一种无限的持续的资本的逻辑去替代人类的自然的生命周期的过程，它既包括严苛的工作时间和异化的休闲时间，也包括药厂的营销、彻夜的灯光、时间管理技术的不断拓展。或许不需要考虑如此之多的批判，无论关涉到资本主义还是技术系统，真正的问题也是最直白的问题在于，现代人似乎越来越难睡好一觉。总有无限的事物在触碰、吸引、诱惑、困扰着他/她，总有一些东西让他/她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或用于交换自己的睡眠。
睡神修普诺斯不得不承认，哪怕人们会在梦中的世界里完成如此之多，对生命如此必要的工作，二十一世纪的睡眠也只是一门生意，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义务。眼下，似乎所有人都像一八八〇年的爱迪生，手里拿着三个铁球，要在睡着的一瞬间将自己惊醒，生怕错过眼下斑斓世界的下一秒钟。
本文另有版本刊载于《时尚先生》2021 年 1 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