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树上的男爵》
《生活在树上》的作者或许永远不会想到，一次颇具互联网色彩的意外事件将让他/她的作文生活在网上。在维基百科词条中，编辑者们耐心整理关于该作文的讨论与争议，今天下午的一次更新后，词条中补入一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回应称，评卷工作没有问题，利益输送问题正在调查，但陈建新因泄密被暂停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工作」。
浙江省考试院处置陈建新的理由是「泄密」，即「在评卷结束后未经允许擅自泄露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卷细节，严重违反了评卷工作纪律」。可事实上，假若事件未在网路窜红，陈建新释放满分作文的行为亦是一种常见的「教研活动」。相当数量的省份都会在每年高考结束后以各种形式放出一部分高分作文（如编选作文集或展开一系列作文相关的教研活动），这些活动大都由地方考试院推动，各地不同层级的教研组则是抓手，试图通过一套由上至下的教研系统引导下一年全省作文教学。
因此，正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那样，泄密仅仅是一个处置陈建新的「借口」，浙江省考试院或许希望趁早释放事件相关的舆论压力，避免追问事件中的「利益输送」问题。可这举措与其说是为了包庇陈建新，不若说是有意要维护公众眼中评卷流程的公正性，避免千千万万个小陈建新浮出水面——几乎所有在大型城市顶级中学念过书的学生都知道，公校教师的课外补习价格不仅看他/她的教学水平或经验，同时也有赖于该教师是否「有改卷经历」或近两年就在「参与改卷」。换言之，在整个高考改卷系统中，陈建新绝不是唯一一个同时当裁判和教练的人。
自然，在改卷系统中，陈建新拥有其他教师都不具备的优势地位，亦并不避讳自己的评卷组长身份，公开出版书目、进行讲座并参与授课，这些举动显然比普通教师偷偷摸摸在外补课要高调许多，遭受处置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可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自「利益输送」论出现以来，关于该事件的讨论已发生了巨大转向，大多论者急于将难以理解的问题（为何该作文获得如此高分）简单化为利益输送的结果，从而使事件的矛头转向对陈建新本人的批评，在泛化的高考公平呼吁中，错失了对真正的公平性问题的讨论。
看不见的裁判
那么，在陈建新之外，在「利益输送」的论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怎样理解《在树上》事件？在最初步的意义上，我们应当将该问题看作一个教育公平中的盲点，因为只有极少数讨论会纳入改卷权、命题权或课标改革等技术化问题。
2019年，《社会》杂志刊发了《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为例》一文，该文章是现有少数关注到阅卷问题的研究（不出意外，这篇极具「经验感」的研究的作者是中学教师而非大学教授），文章并未直接关注高考公平问题，而是初步描述了一个大众并不关心的区别，即存在两种高考答案：「国标」与「省标」。
在一篇尚未发表的研究中，我研究了 G 省高考的改卷流程，并对参与改卷的教师进行了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国标」与「省标」的区分源自近年来全国卷试题不断增加的难度与灵活性。「国标」是在高考结束后，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下发到各省考试院的答案，大部分情况下，这份答案都极其精炼，水准远超普通高中生，段落化的论述也并不利于标准化改卷，因此在拿到「国标」后，改卷组会根据改卷标准化的要求，并结合教学实际与本省省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另一份答案，即「省标」。
以 2018 年全国一卷政治学科第 38 题为例，该题共十四分，题目给出了一段材料，要求考生「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知识分析近年来我国马拉松热的驱动因素」。该题的「国标」答案（可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每年出版的《试题分析》获得）为：「居民收入增加，推动马拉松赛事的需求上升；马拉松赛事覆盖面宽，商业价值大，刺激赛事供给；赛事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服务员又进一步促进赛事；全民健身战略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支持马拉松赛事发展。」
显然，「国标」答案并不满足标准化改卷的要求，因此省标首先将答案拆解为几个点，如「收入增加」「服务业发展」「商业价值大」「经济转型支持赛事发展」等等，并分别设定分数。可即便如此，「国标」答案整理出的给分点也并不是课本上的内容，大部分教师日常教学中并不会涉及，因此阅卷组也加入了一些课本上的给分点（有时会比国标本身还多），例如 J 省的省标就新增了如下几条：「如答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推动消费增加也可给3分；如答需求刺激供给也可给3分；如答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也可给3分；如答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也可3分。」
暂不论「省标」与「国标」的差距是否违逆了命题人的本意，这一差距本身就已揭示出了高考公平讨论中的重要盲点。以上述省标答案为例，这份答案来自 J 省某省会重点学校，A4打印纸最上方的标题为「2018年高考文综（政治）试题答案补充细则」，标题下列印一行小字「（秘密资料，请勿外传）」。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有参与改卷的老师能够知道省标和国标的区分，也仅有这部分老师能够知晓省标的具体情况并在回校后透露给学生，帮助学生高考复习，而更多的教师与学生则只能茫然地面对国标答案，抱怨高考题目与课本知识完全不接轨。
那么，是哪些老师去参与改卷？并不意外的，改卷的教师大多来自省会学校，尤其是全省最好的几所学校。这一方面是空间上的考虑，即改卷大多需要集中在省会的某个机房中，酬劳也并不算高，地方上的教师极少有精力持续多年参加改卷；另一方面则也是学校层级的影响，由于省标需要反映本省的教学实际，而顶级学校的教师掌握了更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实力更好，自然也就成为了「教学实际」的代言人，更容易进入改卷组，获取改卷相关的信息，再回校教学，构成完美的强化循环。
不仅如此，在不同省的阅卷体系中，「省标」的制定过程也并不相同。仅以我本人研究过的 G 省为例，该省的省标即是由大组长（往往是大学教师）定下方向后，再交给中学教师完成，因此相当程度上，这群中学老师拥有将自己日常教学内容转变为省标答案的权限。更令人诧异的或许是，由于常年找不到足够的有经验的改卷老师（仅仅数十人，需要在四五天时间内改数十万份试卷），G 省并不排斥应届教师参加改卷，所以极有可能教师在五月讲授的答题方法，只一个月后就成为了省内考试的评分标准，教考相长，无懈可击。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一过程看起来就是赤裸裸的「作弊」，只是将「提前泄露题目答案」的逻辑进行了微妙的翻转，但它其实并未违反现行法律或考试规范，地方考试院通过这一方式解决了改卷人选的问题，顶级中学也乐于有此渠道维护自身地位。
所有这些潜规则或「地方性知识」，就在所有人大声呼吁高考公平时，躲在角落，躲开一旁的喧哗，愈演愈烈地运行了仅十年，宛如隐形。
应试/素质二元论下的高考公平论述
在隐形现实的背面，是舆论场中的众生喧哗。微博上的用户耐心对比陈建新编选的文章与《在树上》一文的相似性，恐怕只差做一张调色板；程序员制作了一个自动生成器，可根据特定话题生产符合陈氏审美的作文；围观者则一惊一乍地认定陈氏肯定存在利益输送，是高考公平的破坏者，应当予以更严肃的惩处。
所有这些论述都隐含着一个前提，即高考这一制度本身是足够公平的，如果这一制度内部包含了不公平性，那一定是有恶人（如舆论想象中陈建新）蓄意破坏。就此而言，本文花费大量笔墨讨论阅卷中的种种问题（或不公平性），并不仅是为了揭露这一状况本身，更不是试图制造一种「高考本就不公平」的叙事，而是为了说明「公平」本身的稀缺性及希望维护公平需要付出的远超常人想象的制度性努力。
在此，改卷组长陈建新不算正当的举动及其影响，恰好成为了当前高考公平论述的透镜。随着近十五年来县中与超级中学的逐渐崛起，尤其是衡水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教育讨论的主流意见已从世纪初的「素质教育论」转向了一种全新的「应试意识形态」。在这一意识形态中，素质属于城市/富人，应试属于乡村/穷人，因此穷人只有通过应试才能进入好大学并改变命运，这就最终导向了一种简单粗暴的二元论：「素质」是不公平的而应试是公平的。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们业已讨论了这种「应试意识形态」与衡水模式间的关系，以及它为何是一种谎言。可无论这些观念是真是假，它们进入舆论场并占据主导后必然会型塑教育本身：一方面，「应试意识形态」限制了几乎所有教育改革的可能性，迫使高考制度原地打转，而最适应这一制度的县中与超级中学们则可以借此不断扩张，打着维护教育公平的旗号进一步破坏教育生态；另一方面，「应试意识形态」的扩展要求所有论者（无论正反）维护一种应试纯洁性的想象，即只在最宏大的教育理念层面关注不同教育模式的公平性，并不深入单个教育模式内部发掘其问题。
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当前阶段的教育讨论，尤其是关于高考公平的讨论，几乎成为了一种寻找罪人的侦探游戏。面对日益扩大的教育差距，若是没找到进攻的靶子，舆论便将其归因于经济变迁带来的阶层分化，若是现实偶尔露出破绽，应试纯洁性的想象便会迫使所有人去寻找破坏高考公平的罪人，无论这一罪人是「素质教育」「自主招生」还是「新高考改革」，只要它影响了这种纯洁性，它就成为一个亟待清除的病毒，只待免疫系统将其杀灭，维护高考的健康。
正如过度的免疫不仅会杀死病毒同时也会破坏正常的身体机能，当一个现实中运作的复杂系统被寄予了如此程度的纯洁性，其内部一定会发生变形。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在树上》一文的作者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制度承受者，正是因为社会将几乎所有的教育公平的期待都寄托在高考上，高考作文才会变成一个不能纳入个性而只能套用各种或高级或低级的模板的军备竞赛。读者或许会认为《在树上》并不好读，也不说人话，可这正是一种胜出的方法——它有效地吸引了老师的注意，通过一篇并不算好的文章证明了作者本人是一个「好学生」，这就足够拿到 55 分了——而且正如所有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的那样，不说人话或通篇废话，几乎是获得高考作文高分的唯一方式。
就此而言，《在树上》的高分不过是体现了高考制度在浙江的一种独特形变，即便没有陈建新，别的省份也能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模式，如河北省公开教研中出现的一篇名为《勤于实干见秋空霁海/奋发有为见家国江天》的高分作文（58或59）即引导学生在作文中大量使用有文采的「骈句」：
民生在勤劳，勤则不匮。勤是积硅步，以至千里；勤是积小流，以成江海。劳动是成功的活水，是幸福的源泉。时代的列车飞驰之下，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代替了我们的双手，可是，人不可一日无劳动，过不可一日无勤民。
因此，责怪考生写作不说人话或责怪陈建新对作文导向的影响都并未切中问题的核心。正是对高考纯洁性的想象迫使高考作文必须以一种超高程度的公平性得到评判，而这必然会催生非个性化的套作，甚至在竞争激烈时不得不引入一般学生难以掌握的骈句或生僻词——所有这些都并不意味着作者写了一篇好作文，而只是表明作者拥有足够的智力，做了充分的努力，是个好学生，同时评卷组保障了评分的标准化，社会舆论也继续沉浸在纯洁性的美梦中。这原本是个三方合力其乐融融的「好事」，可陈建新的不当举动曝露了现实，舆论场才由此发现自己所塑造出的恶果，并将之归因于纯洁制度中的恶人。
本文无意批评事件中的任何一方（包括上文不断提及却只作为一种虚指的「舆论」），而是希望提出问题，并拓展一种新的可能。面对《在树上》一文时，我们或许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公平』？」
或许我们需要一种真正深入现实的肌理、深入教育过程的教育公平，它是技术化的，注定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或有精力去理解的，可只有这种细微处的看似过度技术化的关照（例如是否要允许应届教师参加改卷，是否可以提供补助扩大地方教师改卷的比例，是否应该公开省标与国标及省标制定过程，是否可以把地方命题权交回教育部），才能带来制度上的改进，而不只是言辞上的公平性。
或许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包容的想象，放弃那种对于应试的纯洁性论述，理解不同教育模式内在的问题，不再尝试将错误归结到某位「恶人」的身上，转而关注那些发生在每个人眼前却被所有人视作理所当然的结构性问题（例如超级中学的崛起、地方生源的不断流失、公私合办学校的兴起、县中模式的扩张），这些问题更为紧迫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公平，我们不应为了寻找「恶人」而放弃了更为宏大的图景。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理解，生存在这个教育系统中的几乎所有人，学生、家长、教师、技术官僚，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这种制造不公平的游戏之中，只是有的如鱼得水，有的举步维艰。所有人都知道，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可是所有人都只是尝试利用已知的规则（无论公平与否），好在教育的阶梯上爬得更高。也正是那些占有最多制度性优势的人，乘着青云到了全国最高学府，并将之看作理所当然，回过头来，以一种近乎空洞的方式维护高考的公平性，回避难解的结构性困境。
《在树上》显然不是一篇好文章，可它也有正确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阅读、关注、评议这篇文章的所有人，都不应该生活在天空上。我们或许渴求制度的公平性、高考的纯净性，可这一切都不能在天上实现，我们必须回到肮脏的地面，回到真正的教育场景与技术细节之中，才能一点点找回然后捧起我们想要的教育公平。或许这样不太合适，但请容许我稍作修改之后引用那篇作文的结尾：「这正是卡尔维诺的教诲：生活在树上 —— 始终热爱大地 —— 升上天空。」
本文原计划发表于某大型在线媒体，后编辑告知，因文章「写得太好」并「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以不能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