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的实验室
铭刻与流通
拉图尔在《视觉化与知觉:绘聚事物》(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一文中提出了「不可变的移动物」(Immutable Mobiles)概念。文章核心在于强调由某些特定的媒介实践带来的「不可变的移动物」之观念,催生了一种可以用「铭刻」(inscription)讨论「被铭刻物」的意识(因为「铭刻」本身不可变,这保证了它不会在传播中变形),进一步导致科学家、资本家等等擅长操弄符号的人,获得了特别的优势。
拉图尔没有说再现(representation),「铭刻」在此的功能是强调「被铭刻物」并非纯符号——铭刻物要求将甲物刻在乙物上,例如把地理空间绘制到地图上,把植物绘制到书本上,把经济价值铭刻到钞票/金币里——「再现」则并不强调其媒介的物质属性。钱文逸在对这一概念的考察中认为拉图尔在此讨论的是一种「再现」的观念及进路,与之相对的则是伊文斯(Ivins)对「流通」的强调:
「(拉图尔等人)无一例外的从自然主义风格的角度入手,强调视觉艺术越发趋向自然与真实的绘画风格与当时自然科学的视觉观察与再现的联系……伊文斯从版画媒介、技术与图像流通的视角切入思考科技与知识的演进……」
钱文逸的思考没有错,但拉图尔肯定更愿意将这种区分称为「铭刻」与「流通」。在拉图尔处,「不可变的移动物」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基本囊括了一切性质比较稳定的再现物,为了将概念收束,他额外引入了「铭刻」,并且将符号操弄者升级成了能与「精确的物质铭刻」进行互动的人,他/她们是伊文斯所谓「流通」的基础,而此种「流通」也塑造了拉图尔「铭刻」的最后一步:通过积累足够的铭刻以改变信仰和行为,使让人相信铭刻物可以稳定地等于被铭刻物。
与「再现」的纯粹视觉假定不同,「铭刻」要求存在两种事物,将甲铭刻在乙上的动力正是为了让乙能够代替甲运动(地图代替空间、插画代替植物)。尽管如此——这似乎是拉图尔理论的关键词——铭刻仍旧是一种视觉理论,因为「铭刻」要求精确,而人类感官中只有视觉达到了这一要求(对大部分人来说,听觉、嗅觉、触觉不具备精确性,听觉、嗅觉和触觉物的创造在早期现代也难以被精确化)。因此,「铭刻」的主要作用,似乎是排除掉文学,创造了媒介研究与社会学中能够使用的新型「再现」。
人们大可粗暴地将「铭刻」与「再现」的区别称为替身文学与幻想文学的区别,甲物显示为乙物或是一个虚幻的显影。韩松援引加里森(Peter Louis Galison)的课程发言更直接说明了这一性质:「不可变的移动物和被铭刻物要冻结部分关系……使流通成立」。自然,冻结部分关系也使得关系本身成立,其中就包括各种形态的权力关系。人们可以在此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拉图尔的马克思——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此种分析中,实体再次脱去其外壳,变成了关系和流通中符号及再现。
词语与事物
拉图尔的研究总是游走在边缘状态,谢弗(Schaffer)在 1991 年的批评文章《拉图尔的雾月十八日》中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谢弗认为,拉图尔只是在符号学层面上讨论各种行动者(agent),而并没有具体说明各种行动者(如细菌)如何同巴斯德一起打败了他理论上的敌人,在此种状况下,拉图尔的研究已经陷入泛灵论。加里森对此提出辩护:「《巴斯德的实验室》和《实验室生活》都聚焦于文本表达方式(utterances)的变迁」,人们不应该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理解拉图尔,拉图尔想要说明的是行动者如何获得行动性(用谢弗更能接受的说法,公共的可信度)。
从拉图尔的整体理论图景来思考将得到更清晰的辩护:拉图尔关注符号与非符号的互动,因此展现符号的力量就等于讨论了非符号。然而加里森与我们的辩护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拉图尔的理论永远是在踩钢丝:当你从形而上的角度发起批评,他说自己处于下方;当你从形而下的角度发起批评,他说自己处于上方。拉图尔的理论原本就是调和性的立场,又经过多年仔细打磨,早已在各种论战中微妙修正以至刀枪不入。对于「泛灵论」的批评,与其说拉图尔对,不如说「谢弗」错:拉图尔绝非泛灵论者,而恰恰是个后结构的结构主义者。
考虑另一组批评与辩护:哈拉维批评拉图尔的研究不引入外部批评,似乎总是在「科学内部」打转;加里森则辩护称拉图尔只是继承了法国的阐释学传统,要舍弃怀疑,关注表面与网络,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对语言学稍有了解的人瞬间便能看出来,拉图尔是要将人与物或社会的关系当成一张语言之网,能指与所指(词与物)直接的关系是如此松散,以至于完全没必要通过批评来探索两者间的关联,不如直接在能指之网中畅游,研究「表面」与「网络」,研究一串人与物如何组成一个联盟或组构(assemblage),正如一串词语连缀成句子或段落。
「拉图尔通过行动者的中介和关联,既取消了前人强结构性的社会框架选择结果,也进一步打开了科学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从语言规范的范式或社会结构的反应进一步拓展到了行动者的行动网络连接,这种网络包含实验室内外、文本上下与自然社会之间。人乃至非人都拥有了平等一致的称呼,诸要素,即诸行动者,无论是扇贝、海星、碳肠杆菌还是巴斯德、政府官员与渔民。拉图尔构建的愿景似乎是美好的,但他所做出的关联与其说是『实在的』、不如说是『语法的』,他从符号术语上巧妙将自然所为和社会所为保留下来,而不使任何一方保留本体论特权,完成不断对话交流融合的行动语义场。但正是如此,拉图尔其实逃避了在符号术语之外的问题,与其说是某种客观性的自然,不如说,一个绝无干涉而仍在的世界是否存在?一种叙事学,声音替换了『在』。」
韩松找到一段《巴斯德的实验室》的评论,来自一个已经注销的豆瓣账户,它将拉图尔的主要倾向及其问题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博格斯特等人试图通过赋予物无限深度(每一物都是一个宇宙)来拉平人与物,那么拉图尔则是将物和人都变成语言网络中的一个点,如此一来,拉图尔得以在最小的负荷下将无限的物拉入行动者的联盟而不需要进行更多解释(这正是谢弗批评的核心)。尽管如此——拉图尔的关键词再次出现——其代价是物变得空洞,而由作为词语的物与人构成的社会,也被进一步压平成词语,或是一个更大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