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与流通
拉图尔在《视觉化与知觉：绘聚事物》（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Drawing Things Together）一文中提出了「不可变的移动物」（Immutable Mobiles）概念。文章核心在于强调由某些特定的媒介实践带来的「不可变的移动物」之观念，催生了一种可以用「铭刻」（inscription）讨论「被铭刻物」的意识（因为「铭刻」本身不可变，这保证了它不会在传播中变形），进一步导致科学家、资本家等等擅长操弄符号的人，获得了特别的优势。
拉图尔没有说再现（representation），「铭刻」在此的功能是强调「被铭刻物」并非纯符号——铭刻物要求将甲物刻在乙物上，例如把地理空间绘制到地图上，把植物绘制到书本上，把经济价值铭刻到钞票/金币里——「再现」则并不强调其媒介的物质属性。钱文逸在对这一概念的考察中认为拉图尔在此讨论的是一种「再现」的观念及进路，与之相对的则是伊文斯（Ivins）对「流通」的强调：
「（拉图尔等人）无一例外的从自然主义风格的角度入手，强调视觉艺术越发趋向自然与真实的绘画风格与当时自然科学的视觉观察与再现的联系……伊文斯从版画媒介、技术与图像流通的视角切入思考科技与知识的演进……」
钱文逸的思考没有错，但拉图尔肯定更愿意将这种区分称为「铭刻」与「流通」。在拉图尔处，「不可变的移动物」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定义，基本囊括了一切性质比较稳定的再现物，为了将概念收束，他额外引入了「铭刻」，并且将符号操弄者升级成了能与「精确的物质铭刻」进行互动的人，他/她们是伊文斯所谓「流通」的基础，而此种「流通」也塑造了拉图尔「铭刻」的最后一步：通过积累足够的铭刻以改变信仰和行为，使让人相信铭刻物可以稳定地等于被铭刻物。
与「再现」的纯粹视觉假定不同，「铭刻」要求存在两种事物，将甲铭刻在乙上的动力正是为了让乙能够代替甲运动（地图代替空间、插画代替植物）。尽管如此——这似乎是拉图尔理论的关键词——铭刻仍旧是一种视觉理论，因为「铭刻」要求精确，而人类感官中只有视觉达到了这一要求（对大部分人来说，听觉、嗅觉、触觉不具备精确性，听觉、嗅觉和触觉物的创造在早期现代也难以被精确化）。因此，「铭刻」的主要作用，似乎是排除掉文学，创造了媒介研究与社会学中能够使用的新型「再现」。
人们大可粗暴地将「铭刻」与「再现」的区别称为替身文学与幻想文学的区别，甲物显示为乙物或是一个虚幻的显影。韩松援引加里森（Peter Louis Galison）的课程发言更直接说明了这一性质：「不可变的移动物和被铭刻物要冻结部分关系……使流通成立」。自然，冻结部分关系也使得关系本身成立，其中就包括各种形态的权力关系。人们可以在此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拉图尔的马克思——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在此种分析中，实体再次脱去其外壳，变成了关系和流通中符号及再现。
词语与事物
拉图尔的研究总是游走在边缘状态，谢弗（Schaffer）在 1991 年的批评文章《拉图尔的雾月十八日》中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谢弗认为，拉图尔只是在符号学层面上讨论各种行动者（agent），而并没有具体说明各种行动者（如细菌）如何同巴斯德一起打败了他理论上的敌人，在此种状况下，拉图尔的研究已经陷入泛灵论。加里森对此提出辩护：「《巴斯德的实验室》和《实验室生活》都聚焦于文本表达方式（utterances）的变迁」，人们不应该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理解拉图尔，拉图尔想要说明的是行动者如何获得行动性（用谢弗更能接受的说法，公共的可信度）。
从拉图尔的整体理论图景来思考将得到更清晰的辩护：拉图尔关注符号与非符号的互动，因此展现符号的力量就等于讨论了非符号。然而加里森与我们的辩护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拉图尔的理论永远是在踩钢丝：当你从形而上的角度发起批评，他说自己处于下方；当你从形而下的角度发起批评，他说自己处于上方。拉图尔的理论原本就是调和性的立场，又经过多年仔细打磨，早已在各种论战中微妙修正以至刀枪不入。对于「泛灵论」的批评，与其说拉图尔对，不如说「谢弗」错：拉图尔绝非泛灵论者，而恰恰是个后结构的结构主义者。
考虑另一组批评与辩护：哈拉维批评拉图尔的研究不引入外部批评，似乎总是在「科学内部」打转；加里森则辩护称拉图尔只是继承了法国的阐释学传统，要舍弃怀疑，关注表面与网络，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对语言学稍有了解的人瞬间便能看出来，拉图尔是要将人与物或社会的关系当成一张语言之网，能指与所指（词与物）直接的关系是如此松散，以至于完全没必要通过批评来探索两者间的关联，不如直接在能指之网中畅游，研究「表面」与「网络」，研究一串人与物如何组成一个联盟或组构（assemblage），正如一串词语连缀成句子或段落。
「拉图尔通过行动者的中介和关联，既取消了前人强结构性的社会框架选择结果，也进一步打开了科学的生产与再生产空间，从语言规范的范式或社会结构的反应进一步拓展到了行动者的行动网络连接，这种网络包含实验室内外、文本上下与自然社会之间。人乃至非人都拥有了平等一致的称呼，诸要素，即诸行动者，无论是扇贝、海星、碳肠杆菌还是巴斯德、政府官员与渔民。拉图尔构建的愿景似乎是美好的，但他所做出的关联与其说是『实在的』、不如说是『语法的』，他从符号术语上巧妙将自然所为和社会所为保留下来，而不使任何一方保留本体论特权，完成不断对话交流融合的行动语义场。但正是如此，拉图尔其实逃避了在符号术语之外的问题，与其说是某种客观性的自然，不如说，一个绝无干涉而仍在的世界是否存在？一种叙事学，声音替换了『在』。」
韩松找到一段《巴斯德的实验室》的评论，来自一个已经注销的豆瓣账户，它将拉图尔的主要倾向及其问题阐述得非常清楚。如果说博格斯特等人试图通过赋予物无限深度（每一物都是一个宇宙）来拉平人与物，那么拉图尔则是将物和人都变成语言网络中的一个点，如此一来，拉图尔得以在最小的负荷下将无限的物拉入行动者的联盟而不需要进行更多解释（这正是谢弗批评的核心）。尽管如此——拉图尔的关键词再次出现——其代价是物变得空洞，而由作为词语的物与人构成的社会，也被进一步压平成词语，或是一个更大的空洞。
情动与迷因
韩松认为，从拉图尔所处的法国传统可以理解为何文学/文化分析为何会引入拉图尔，并且往往以情动作为中介。对文学批评来说，拉图尔提供了一种对文学批评来说更亲近的社会学分析模式，有助于将文学批评向外转。在更社会学的文学社会学中，文学整个被外部化了，失去了内在，文学批评找不到安身之所。拉图尔的方法则与文学批评共享了一种方法论基础，同时允许引入文学的外部，找到一种平衡，而不至于彻底向文学之外的事物投降。然而，界定模糊的「情动」以及学者故意利用其模糊性的特定，使得「情动」与拉图尔的杂交往往迈向奇怪的方向。
「情动」的模糊使其抗拒被（STS）归化。在科学技术研究（STS）中引入情动的目的是帮助解释技术物和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引入流行概念「情动」来概括所有无法被解释的剩余物，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偷懒。然而，在文学理论中使用情动与拉图尔意味着需要将实在物与文本等同处理（显然斯宾诺莎也并未在对情动的讨论中直接区分两者），随后再用文学系的手法（在 STS 处理实在物的层次上）来处理文本或实在物——此种杂交实际上是将已经带有强烈阐释性倾向的拉图尔进一步文本化，离拉图尔处微妙的平衡越来越远。
自然，按照韩松的说法，情动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只要将情动简单理解为「作品最直接地给人带来的体验」，处在前意识且无法琢磨的「情动」就成了写作或理论策略（如同拉图尔的「铭刻」），能够通过概念本身来逃避（或拒绝）概念下方存在事物的可能，从而将理论的注意力集中在表面与网络上。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说文学与读者有情动的关联，就是将阅读变成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的最佳效应（姑且这么说）是读者爱上这本书，情动被实现了；至于有些文本不受青睐，只是情动还未到时机转化为易察觉的感受（palpable feelings）」。
对韩松来说，情动的主要作用是说明文本触及外部的能力，而拉图尔则是提供了对文本的概念拓展（例如文本的版本、流通、注释、阅读均可被视作「文本内部」）以及对外部的统一说明（一个抽象的「社会」）。「这和示能（affordance）相似，情动会成为一种潜能，让读者遭遇文本及文本召唤的物。情动是一种既可以文本分析、哲学分析，也可以社会学分析的方法。」此处的社会学即是对抽象的外部社会的分析，而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在引入众多概念后，文学和文化研究要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文本可以关照文本之外。
然而，从更加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大部分经验研究或经验案例中，人们无法也不能用情动来解释互动关系，这或许是因为不同的方法论资源尚未得到整合——擅长微观观察的民族志往往不研究物尤其人造技术物，更不用说当代民族志的理论转向；传统STS和文学根本不擅长经验世界的微观分析，完全没有对应方法；相对理想的方法是「产品/设计民族志」，类似同时会引入人与物的当代心理学实验，然而主要应用者是业界，因此并不以批评主导，而是倾向于改良产品，也并没有太多学界讨论——除此之外的另一种思路是情动理解为一种塔尔德（Tarde）复兴。
在类似塔尔德或道金斯的线索中，一切都可以被看作迷因（Meme），迷因是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基本单位，不同的迷因之间必然会发生战争、争夺，当然也可以合作共存（例如一部小说和它的影视改编的微妙关系）。这一思路完美地兼容情动，且由于迷因是个可拆分的、可分析的单位，这将允许的情动或任何类似概念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拉图尔显然不反对进行此类分析，然而对文学研究来说，开启定性或定量分析的可能似乎意味着丧失文学研究本身的长处：描述与阐释。大部分当代研究者大概不会允许进行此类改造。
文本与社会
不止是文学分析，所有涉及内在性的领域都存在内外之间的拉扯。这种拉扯来自两方面：其一，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快速入侵到此类领域，并且要求用自己的方法和思路拆解对方的传统，例如文学社会学将一部作品理解为各种社会因素的构造；其二，尤其是在当代，此类研究的内部意义似乎不再不言自明，社会要求文学、绘画、游戏从其他方面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研究科系的意义与价值——绘画和游戏分辨在洗钱与赚钱两项事物上颇有建树，问题似乎更多落在了「穷酸」的文学一侧。文学暂时没有办法向社会说明自己的意义。
教授们可以宣称文学的意义不需言说，那些伟大的作品的力量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但是负责审核经费的管理人员并不明白《尤里西斯》和《鱿鱼游戏》孰高孰低。因此教授们似乎不得不面临一种强烈的焦虑，需要自我证明，也需要自我安慰。拉图尔正是这种自我安慰，文学需要一套新话（New Speak）来确认自己对读者的影响（韩松称之为「挽尊」）。同时，它也不希望失去自我，所以它对传统批评宣称自己迈向了社会，对更加社会的学科宣称自己坚守着文学的伟大传统，即便如此的唯一结果是加深了领域之间原本应当逐渐缝合的裂痕。
我更愿意相信，对文学和文化的分析肯定有一种或一系列统一的可以被所有领域接受的方法，所有人不应当各自为政。任何希望坚守自己研究传统的领域都应当意识到，在引入拉图尔这类理论时，它们所做的是一种交易而并非一种突破：通过将拥有无限可能的语段变成网络中的一个点，它们牺牲了部分文本分析的能力，换来了一部分外部性。然而更好的方法或许是「传统分析」与「社会学分析」（或任何意义上对社会的分析）更直接的结合，人们可以期待更加内部，也可以期待更加开放，某种意义上，布迪厄的作品正是此种研究的结构主义例证。
人们可以也应当想象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布迪厄，它或许需要更多天资或努力，但它绝不会比情动与拉图尔的混乱组合更加令人失望。拉图尔在根本意义上取消了社会，将社会变成了一个社会学之外的学科可以随意调用的隐喻，其中的行动者的行动「如其所是」而不会被任何因素（阶级、性别、制度）所进一步解释。将社会变成一团之后，文学或任何学科便可以疯狂地将社会引入其中，因为社会此时也不过就是一个文本。反之，人们如果以拉图尔的方式向社会学中引入文学，整个文学（或某个作品）将化作一个破碎的点，甚至不如借道马克思。
我们可以说，加里森的辩护正是我们批评的起点：恰恰由于拉图尔的理论刀枪不入、浩瀚如海，它就更加难以在整体上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兼容。大部分拉图尔的研究者最终都变成了拉图尔解经者，因为人们不得不将拉图尔多年的自我辩护完整学习再买入经验研究，可如此一般，学者几乎没剩下什么空间来理解自身的经验。这正是踩在拉图尔的平衡木上的最大危险：为了保持足够的平衡，研究者往往会耗尽心力，使得诸种交易（无论是以内部换取外部，还是用外部换取内部）彻底失败，变成「内部全无但也没置换来实际的外部」（或反之）。
自然，也可以完全放弃作为整体的拉图尔，只是将他当作当代物研究的一本《圣经》，从中不断摘取片段来证明自身，再不考虑实质的平衡。看起来，无论是「向外部开放的大文学研究」还是做「文学社会学」研究，种种交易似乎总是意味着唤醒魔鬼，丢掉自己和对方领域中最珍贵的部分，置换来「跨学科」的假象——正如文学渴望「社会」，社会学似乎也渴望着「理解」，这造就了双方试图结合却从未真正相遇的奇妙景象。这并不是双方第一次尝试结合，数十年前人们喜欢讨论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其实质也正是「情动」的结构主义版本。
可是我们仍需幻想，这桩交易也未必失败：如果研究者足够专注和深入，他/她一定能够同时保留社会和那些独立于社会的、拥有内在品质的自在之物（文学、艺术、游戏），而一旦从这些自在之物中获得了打动人的力量，研究者将自然地找到平衡内外的位置——尽管如此，交易的「外部」已经不再由拉图尔来提供，而只能由拉图尔来解释。在整理这篇笔记文章时，韩松向我发送了一条消息，说斯皮瓦克有一句话「批评是为了我们不能不欲求之物」（what we cannont not want）。如果未来一定要作出选择，我愿意续写一句：「批评也是为了我们不能欲求之物」（what we can not w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