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站在洗碗台面前，准会想起韩老师发给我某讲座链接的那个遥远的早晨。当时，我意识到，我获得了研究生时代的第一个学术成就：被某位中文传播学大佬像素级「借鉴」。
其实也不用某来某去，毕竟胡翼青老师——由于我不在传播学系科内，不能具体介绍其学术成就，只能说是我对其学术水平是信任的——已分别在两个论坛/会议（「复旦大学第六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与「南京大学高研院学术午餐会」）讲了同样的东西，不论胡老师是否在讲座/发言后给出了参考文献，考虑到讲座/发言内容与我刚发出的论文的一致性，且短期内前后讲了两次，我倾向于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作「学术不端」行为。
希望我已展现了我对胡老师学术水准的尊重。由于学术写作的尺度比较微妙，一向是难以分辨到底是「借」还是「抄」，因此，为了让论述更有力一些，我根据公开的讲座摘要或记录做了一个调色盘。以下表格左边的部分是胡老师的发言，右边的部分是我的论文，其中红色是直接使用原文（包括我个人翻译的译文）、蓝色是较为明显的化用、紫色是胡老师搞错了/扭曲了我原文意思之后的乌龙：
说来可能有点好笑，尽管表格看起来没多少，其实（假设会议的记录人是忠实的）已经占了胡老师发言的四分之三以上。还有一些调色盘不好处理但是非常明显的「借鉴」行径：
其一，根据「复旦大学第六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发出的论坛记录，胡老师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可供性的起点、可供性的理论旅行、可供性所呈现的可能。与此同时，我的论文有四个小节：「为何『承担』？Affordance探源」「Affordance的可供性：概念与范式之变」「可供性还是示能？Affordance的二次转义」「示能及其可能：超越二元框架」。胡老师的发言结构和我的论文完全一致，只是把二三节合并成了一节。
其二，胡老师两次发言都提到了Affordance概念在「设计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间流转。事实上，胡老师排列这些学科的顺序都和我的论文推进顺序一致（而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不然应该是认知科学、设计心理学、STS和传播学）。不仅如此，颇为可笑的是，其实对「设计心理学」和「现代认知科学」的讨论几乎都是我的个人私货。实际上，所有中英文学界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都没有关注到Affordance在认知科学内的发展。我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有一篇此前写作的论文（《天空是界限：二十世纪六十年的视觉论争及其可能》）处理了这个非常冷门的问题（我猜测胡老师可能都不知道Marr具体是研究什么的）。至于 STS，完全是我和二作凑进去的，胡老师可能误以为 STS 真的处理了 Affordance 问题，因此把它和其他脉络并列 ——其实并没有，拉图尔只是象征性地在脚注里提了一下，我也只是象征性地引用了一下拉图尔。
其三，两次发言中，胡老师都用了「旅行」「界面」等词。尽管这些术语和研究领域是开放的，然而我的论文也确实都用了相关概念及脉络。尤其是将Affordance含义的不断变化说成「旅行」，是论文二作的主意，我对此并不是很满意（我认为这个说法过度浪漫化了，一度想换掉），然而最后还是用了这个词。胡老师也就忠实地沿用了。类似的，对「界面」的讨论完全是我的个人兴趣，并不是内在于Affordance概念的一部分，胡老师把这个脉络放进来，其实也很奇怪。
由于材料有限，我也无法继续提供证据。唯一需要强调的是，据称，胡老师正是我论文的外审之一，且在文章未正式发表时，就将论文给他人（另一位在做Affordance研究的人）看过。当然，这是据称，我无法提供可靠的证据，只能放上一个微妙的细节，其余都靠自由心证：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Affordance 一词源自吉布森的知觉生态学，之后在各个学科都有使用和引介。这种哲学概念的内涵向来是难以明确化，也颇多争议。尤其在不同文化、语言中进行转译时，这种差异性或误用在所难免。……整个文章的论题非常具体，对于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及其跨国之旅的揭示也非常清楚，文章思路清楚，言之成理。当然，对于这种哲学概念的理解存在争议是正常的，这种差异性存在于任何哲学概念上。所以至于谁的理解更正确，其实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难说自己的理解或者翻译就是 『正确』 的。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解释这一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为何会出现『异化』的问题，这才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如果过多的关注一个『术语』的意义及翻译，并争论哪种翻译更加准确，似乎与传播学的问题有点距离。」
论文的第一位外审给出了很长的评审意见（且拖延了四五个月才审稿），我省略了重述我论文核心的段落，通过其余部分可以看出，这位外审的核心意见是：论文的描述性部分很好，但是不应该重点处理译名问题，而应该重点处理「概念的转变」为何发生，换言之，就是理解概念的转变是否构成了某种本土化实践。
不难发现，这也正是胡老师讲座和我的论文的差异：我希望通过译名的梳理说明，现有的研究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极具潜力的Affordance传统，必须在该错误译名（「可供性」）尚未扎根之时进行更替，并以此为契机引入新的脉络。相对的，胡老师的讲座在处理完描述性部分后，完全没有处理译名问题，直接跳到了「传播学本土化」问题上。至于这种分析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我只能借鉴胡老师的说法：「其实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自然，我也要感谢胡老师不杀之恩，至少在我的论文发出后才开始进行相关讲座，甚至可能（由于我没参加这些会议，自然不知道详情）提到了自己参考了我的论文。或许胡老师心里觉得这是一种对年轻人的学术提携，或是类似的想法，或许就是无意识借鉴，只是我的论文太过生动以至铭刻过度。然而，不论如何，我认为，作为一个具有相当学术能力与学术身份的学者，胡老师还是应该更严谨地对待学术的原创性问题。就此而言，这些讲座的内容都是不可理喻的。
此外，必须说明的是，我确实没有很介意这种借鉴。我真正介意的是这种借鉴过程中不断发生的「扭曲」。说白了，我是个吉布森狂热粉丝（某种意义上，原教旨主义吉布森信徒），身在社会学系，发表传播学的刊物对我并没有太多帮助。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让人知道，Affordance真的不能翻译成「可供性」，恳请大家放过吉布森。因此，这些讲座给我带来的真正创伤是，我发现自己的努力完全没有用。事情仿佛成了这样：我只是传播学「上供」了一篇文章，我展现了我的「可供性」。说白了，我并不在意是否有借鉴或是借鉴了多少，我只希望，抄作业能抄全一些，不要把最重要的解题步骤漏了。
题外话：由于每次看到「可供性」三个字都会难受，我去年开始就希望把Gibson的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一书翻译出来，借此替换掉现有的译名。然而辗转打听到目前该书中文版权已被某家出版社拿走多年，只是始终没有进度。因此，如果有友邻知道版权到底在哪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够豆邮告知。
